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拐角的二四三号房间里，“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诞生了。提起“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也许年轻一代不太熟悉。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特别是海内外研究文革史、工运史的学者，不应该忘记“全红总”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所掀起的汹涌波涛--也就是中共官方所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郑义先生在他的书信体自传《历史的一部份》中是这样评价的：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迟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了一个工人组织--“全红总”。……这个依据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现出一种独立意识。虽然这些要求多为经济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当这个组织刚刚展开全国性的活动，共产党最高当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逮捕了它的领袖，取缔了它的组织。……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说“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这是由於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的独立自主倾向。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这是真正的造反。
龚小夏女士在《北京之春》九六年十一月号发表的《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於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杨小凯先生和杨建利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号发表的《身体自由脑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指出：
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事实上，他们是对中共维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级官僚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的反抗和报复，其发端是具有相当的正义性的。而且，迅速出现的群众组织里有一些类似於工会的鲜明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利益的组织。例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就是鲜明地为合同工、临时工争取经济利益的造反组织，套用民主政治的术语，它们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团。
在我们谈到一些学者专家对“全红总”的正面评价的时候，也要看另外一类学者的相反评价。大陆王年一先生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的“经济主义歪风刮起”一节中说：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凑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在北京成立，其头头是王振海等人。十二月四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全红总”的头头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通知各分团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
徐友渔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九六年八月号发表的“关於‘两个文革’说”一文中说：
文革中，某些社会集团确实提出过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有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福利待遇，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六十年代初从城市，工厂压缩回农村的人要求回城，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他们把这些要求包裹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口号中。为了利用这股社会力量，江青等人曾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表示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 ……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於取缔“全红总”等为非法组织，逮捕其头头。
海峡两岸官方对“全红总”的看法又如何呢？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陆工会前身）编印的《大陆反毛反共思想组织与行动》（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十一月）中提到“全红总”时是这样说的：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这是出现在北平地区的反毛组织，组织的成员是大陆各地的“临时工”与“合同工”的工人。这一个组织的成员，从各地涌入北平，……要求转正（即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及要求补发四十七年（方按：此处应为“十七年”之误）以来的转正费。据日本派驻北平记者二月十六日所发出的报道，北平“公安局”於二月二十五日贴出布告，下令取缔“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这一个组织。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针对“全红总”作了这样的评价：
由於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讲话煽动临时工、合同工造反，并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工人外出，闹转正，闹复工，闹工资福利待遇，闹增发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等，从而刮起一股经济主义歪风，严重地冲击了国家财政经济。……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指出“全红总”，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
其它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记事》、《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工会史》、《中国工人运动通史简编》、《当代工人运动》、《中国工运史辞典》中的“全红总”辞条，《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纪事》等官方典籍和史书对“全红总”的记载和评价也和前述的中共官方结论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摘录。
笔者之所以花这些篇幅摘录前列关於“全红总”的论述，目的是向年轻的一代民运精英,尤其是目前尚在从事大陆自由工运的志士仁人,介绍“全红总”这一组织，前事不忘，後事之师。今天还在从事民运和工运的朋友们，应当重视当代中国自由工运史的研究，具备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或知识。而在中共的封锁下，相当一部人对此知之甚少。正如陈佩华在其《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工人及工会在後毛泽东时期》一文中所说：
“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都以为一九八九年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抗议共产党。反之共产党精英则痛苦地知道：这已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五次（而有时是在官方工会领导下）起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这种普遍缺乏关於早期抗议运动的知识表明共产党在控制中国人民了解现代历史方面的成功。可以说他们巧妙地贬低甚至抹去了民众对工人早期抗争的集体记忆。
《论临时工合同工制度》
“全红总”的出现是和《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份油印传单分不开的。正因为这份传单的传播和媒介，“全红总”的几位创始人才互相认识最後走到一起。自从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狱後，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寻这篇文章。直到我在澳洲国立大学访问期间，才在该校的图书馆，发现一篇《现有的合同工制 度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载於六八年二月三日的《劳工战报》。
《劳工战报》是由“广州市印刷系统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行的。这份《劳工战报》发行在“全红总”已被打成“反动组织”近一年之後。当时我正因是“全红总”一案的“主犯”，被单独关押在贵阳市看守所一间漆黑的小牢房内。
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一九九九年，当时给这篇文章提供过重要意见，并为“全红总”贡献出青春，现在的中国工党副主席，当年中国民联的老战士李伯特冒险到大陆四处寻找，才找到一篇被大幅修改过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
尽管时光已逝去三十年，我读到此文仍然感慨万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当年的自由工运并未因“全红总”被中共残酷镇压而消失。二是在这两篇文章中，可以大约看到《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的影子。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并非在文革期间写成。它完稿於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当时李伯特和我都是合同工，李伯特十九岁，我十七岁，可以说是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李伯特和我自幼相识。因为父辈都是国军将领且被中共关押，所以我们从小就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重压下长大。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仲维光兄发表在《北京之春》去年十月号的一篇写得极好、极为精采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在此文中，维光兄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文革中的年轻一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指出了红卫兵并非造反而是卫道--卫毛泽东专制独裁之道，大搞阶级斗争之道，它顺乎六十年代初期在大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中共一党专政的“主流”思想。维光兄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更可贵的是，维光兄指出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当时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在文革中想做奴隶而得到的可悲。
是不是所有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如此呢？这里，我就不太同意维光兄的两个论述：
“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社会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
我不太同意维光兄这两个论述的原因是：第一，平民并非一定是造反派。平民中更多的是逍遥派。第二，说平民和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也太绝对了。遇罗克应属於仲文的“平民”范围内，杨小凯应属於仲文的“造反派”范围内，尽管他们在当时的公开著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到“人权”等等概念，但不能因此说他们所代表的一群人“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第三，“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对社会有不同於中共官方“主流”思想的看法，并非只有遇罗克等凤毛麟角的两三个人。
一群年轻的叛逆者
就以李伯特和我及我们周围的一批青年人来说，都是与维光兄同属“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也可以说大部分属於“老三届”。我们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属于“平民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长辈和亲戚被中共“杀、关、管”。对我们这些在中共阶级斗争的苦水中泡大了的青年而言，从不认为中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我们认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法统的正是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在学校里，老师教育我们，国民党是反动派，我们的父辈都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坏蛋，要我们和家庭“划清界限”。在家庭中，长辈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匪，依靠欺骗和暴力非法夺取政权。中共的胜利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孙中山先生才是我们崇敬的国父，继承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法统的正是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的统治缺乏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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