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佳赟：被遗忘的中国工党——党员多达40万人覆盖16个省

“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 　　辛亥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的最后堡垒，制造局木工师傅也加入攻方，协助革命军撞开大门，控制厂内八个火药库，内外夹攻，逼使清军缴枪投降 　　春风沉醉的晚上 　　楼梯吱呀，下夜班的女工惊起伏案书生；白天女工上工，过楼梯口又回望酣睡书生紧闭的门。他们同租一楼，却咫尺天涯。 　　从1905年柳亚子写女工罢工的《劳动狱》，到十多年后郁达夫写书生与女工相互琢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相互“读你”总是唱不到“懂你”的节拍上。 　　“五四”以后共产党人怎样破解密码是后话。在之前好几十年间，不需知识分子点拨启发，紧要关头，工人就能自发掏出唯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罢工！” 　　1911年8月5日，上海闸北协和、晋昌、长纶、锦华丝厂女工联合罢工，勤昌、久成两丝厂响应。总罢工人数三四千人，持续一周余。“妇女解放”和“工人运动”，贴上两个隆重标签，很容易把这些女工与几个月后的革命洪流联系到一起。 　　然而这几天里以及前前后后类似的女工抗争，如同无数条小河，确有支流汇入革命主流，但大部分不过默默干涸。 　　1895~1913年间，非技术性女工为主的罢工，占到罢工总数的七成，却胜利者寥寥。更常见的情况是，热闹了几天，在无奈复工后怀着冰冷的心情回家，进门先被父母兄嫂一顿打骂：“几日勿交钱给家里，轧姘头去了吧？” 　　她们 　　六丝厂联合罢工，原因是索要欠薪并缩短工时（原每日工作12小时），后部分达到目的，在厂方发放欠薪后复工。 　　此前几个月，上海丝厂女工几乎一月一罢工。1月，罗家港丝厂账房欲扣半月工资，六七十女工至捕房控告；3月，协和丝厂300余女工因减薪罢工，警方弹压，为首者受杖责；4月和5月，义新纱厂和宝和丝厂女工因索薪与厂方冲突后罢工。 　　为什么“她们”一而再地冲出厂去？ 　　外国记者在缫丝厂报道说，气温差不多能把人蒸熟，随时都有工头把女工的手按到烫水里作为惩罚。和丰纱厂管理法规定对工人处罚要用刑具。杭州鼎新纱厂有个女工叫冬姑，偶尔讲了句笑话，被工头看到，就在她车上挂了牌子“喜气洋洋，罚洋半块”作为羞辱。 　　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世界各国工人都要低。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说，“中国人工每工1角8分至2角8分，外国7角半至1元，工价悬殊己过半”。同类工作工资约为美国的15分之一，非技术女工低至每日薪金5分。 　　可能只因为一个耳光，一条继续加班的命令，长期积怨就此爆发。女工们应该没有觉得自己是“造反”或“起义”，她们只想逃离那可怕的环境，涌出厂门，在街道上和公园里自由地行走——不清楚目的是哪里。她们也很少像以后的有组织罢工那样去占领工厂、把持机器，因为工厂和机器让她们如此厌恶。 　　罢工没有带来处境的实质改变，女工还是一罢再罢。她们卑微的愤怒，如小火烤着城市底盘。 　　他们 　　“他们”与她们有云泥之别。 　　技术工人，如江南制造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会写，收入颇丰，一个人养活一家四五口。他们往往“在帮”，工匠以外，另有社会身份：某会某堂的老几，这个身份是稳定工作的保障。从乡村来城市寻生路的新移民都会很快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和帮会有联系。 　　为何孙中山如此倚重会党？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此时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超过150万，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和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五大行业。1900~1910年，大约25万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工作。集中，就容易鼓动。 　　1853年小刀会进攻上海县时，遭遇的唯一政府军是40名道署亲兵，就这点人中17个还拒绝开枪，因为他们首先是“三合会”，然后才是公务人员。 　　技术工人通过同乡会和帮会，结成有团队精神的预备部队。立宪派惯把工人视为不开化人群，但“收回利权”运动中一看人马不够，就常常想起“叫上”工人。 　　在保路运动中筑路工人暴动之前，1907年江浙展开了反对英国资本家建宁波-苏州铁路的“拒款运动”，杭州工人“愿逐日节撙血汗齿积，陆续汇存银行购买路股”。 　　更早在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反对向外国出售滇桂矿权。勇悍的矿工不惧在云南修铁路的法国人，“屡与开衅，法兵被杀虏者甚多。” 　　1906年萍浏醴起义，同盟会难得地采取了群众路线。安源煤矿工人领班、哥老会首领“老龙王”肖克昌和手下数千矿工参与起义，孙中山喜称同盟会“自动之义师”。起义檄文宣布：“必建立共和民国”，“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于是矿工暴动插上了孙中山旗帜。 　　辛亥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的最后堡垒，制造局木工师傅也加入攻方，协助革命军撞开大门，控制厂内八个火药库，内外夹攻，逼使清军缴枪投降。 　　在武昌起义前夕，楚望台军械库工人就常替革命机关廉价收买子弹和炸药。修理机关枪时，有意破坏零件。民军与北洋军激战之时，汉阳兵工厂工人迅速复工，日夜不停地赶造军火，支援前线。“平时每日造枪六十枝，现加至八十枝，夜工倍之。” 　　工党 　　处在中国政治难得的大实验时代，1904年就有声音鼓吹中国工人“也学外国结一个大党”。革命后，现代工会组织萌芽出现。 　　1912年1月，工人徐企文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4月，上海缫丝女工金闺凤等组织缫丝女工同仁公会；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成立制造工人同盟会；1914年上海码头工人成立“裕后社”；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成立“集成同志会”。 　　这其中，工党最像一个正式政党，但留下的痕迹不深，被人提及的概率更小。 　　上海光复后，徐企文等即酝酿建党。12月末召开过一次发起人谈话会，到会者有上海求新机器厂、同昌纺纱榨油公司、祥生公司、信义西式木器厂、巩华制革厂等工人数十人。会上发生过争论：“有倡议引入资本家以厚党力者，一般明达工人反对，以为劳动界当自求自助，庶可不背党旨。” 　　翌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工党正式成立，规定“凡工界同志年在十六岁以上，能自营生计者，不分穷富、男女、宗教、均得入党”。 　　总部在上海，各省设支部。未及半载，支部已达70余处。其中由龙璋领导的湖南支部和唐山支部势力最大。《新青年》记载，唐山各厂工人大多入党。 　　1913年初工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号称党员达16省40多万人。总部规划开办工人储蓄银行；组织劳资协商；在上海开工党铁厂，生产工党发明的双轮轧花车，吸纳罢工失业工人上岗；支持工界参政，主持国会上提交关于工界议案；开办工人补习所、工人医院，免费发药；每周日集合各行业工人开会演讲。 　　湖南长沙染工700多人加入工党后， 向店主要求增加工资、规定工作时间。店主宁愿停业也不同意。工党即筹备组织染工工厂，登报招股，每股五元，因斗争失业的工人即可进工厂工作。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夜，徐企文发动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反袁起义。这种起义向来评价不高，而二次革命的大本营也并未将徐企文行动纳入序列。起义失败后徐企文被押至北京，以“捣乱分子”罪名处死。 　　1911年8月5日上海六丝厂女工大罢工这天，距武昌首义日还有66天。 　　次年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遭勒令解散。工人搬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集会结社为吾人之自由权”，“嗣后如有不平等之事，一体罢工，自谋生计，勿依赖于一班富豪及腐败之官员也”。 　　不到十年，工党就成为模糊历史。1922年发动开滦3万余人大罢工的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回忆，唐山工人受英国工党影响曾组织工党。 　　这个时期，在上海，杨之华等知识分子脱下洋装旗袍，一身工装进入英美烟草公司、祥生船厂，在许多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工人作倾心谈。此后，“五卅”运动爆发。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