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切然相反的教育催我们这些苦命的孩子早熟。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我们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就受洗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基督教文明中的平等、博爱、谦卑、原谅敌人等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从小生根。我们从小认为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神才是权威，才是全能的。人，不论是什么人，包括孙中山、蒋中正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有限的。而在我们的圈子中，一般称毛泽东为“毛匪”、“老魔头”，而称蒋中正和周恩来为“老蒋”和“老周”，略带一点敬意。
因此，我们绝不像有的学者武断地认为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的人，一定在极权文化的熏染下形成所谓“威权性格”--即是对权威的奴从和自己也想成为权威。当然，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那个极权而残忍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一批人的确具备“威权性格”--而不论其出身如何。这批人在大陆的的确确占了人口的很大比例。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逐渐多了，大多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文学、政治、哲学著作。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以前，由於中共还没有在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还有一点宽松。特别是从“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的六二年开始，思想文化领域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活跃。当时在我的家乡贵阳，出现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民办夜校和夜大学，我虽然当时只有十四岁，也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和自己的几个早熟的小伙伴进入了贵州师范大学（当时叫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梦渊和他的儿子王希龄创办的“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用一年的晚间“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课程。这些小伙伴中，有今天在中国文坛上有成就的思想家（为了他的安全起见，隐其名），也有以後成为“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组织--贵州分部的发起人之一的叶文筑。
六十年代初叶的中苏共大论战，吸引我们这批青年对马列著作发生兴趣。而中共批判苏共的“三和两全”--即“和平竟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很合我们的胃口。苏共批判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不正是中共在大陆的丑恶统治的写照吗？是中共还是苏共搞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十几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统治思想？这些问题使我们这些青少年，在知识仍然非常贫乏的状况下，深入到那艰涩的马列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当时已经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都尽量找来阅读。
我们还订阅了当时在布拉格出版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本刊物上，我们感受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人类历史进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当时中共猛烈抨击的凯恩斯的“人民资本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现代西方先进理论的启蒙教育。当时对我们影响较深刻的除了马列著作外，还有相当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作品中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等等。
对这些书籍的阅读和讨论，无形中形成了类似於八十年代的“读书会”性质的圈子。而我们这个小圈子中的主要成员，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红总”的主要成员和七八--七九年民主墙时期的“贵阳浪潮读书会”和八九民运时期的“贵州沙龙联谊会”与“中国人权同盟”的主要成员。
在我们的小圈子中，对中共的看法也在逐渐深化，并没有停留在童年时期幼稚的仇恨和偏见上。我们认为中共的出现与中国的工业化分不开的。我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封建专制和现代大工业相结合的怪胎，而马列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毛泽东的主张则是法西斯的一个旁枝。也许这些法西斯主义者的历史动机和理想可以给予某些正面评价，但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手段与目的相冲突。
在这时，我们不再把中共的领袖和干部看成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育的暴徒，我们认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在实现人类大同和促进国家进步这些基本目标上，我们与中共精英们没有冲突，但是在实现理想的方法上，我们主张和平，民主，非暴力，而中共则崇尚战争，独裁和专政。
由于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我们也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开始对中国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运动中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我们这些父兄被“杀关管”的子女不论成绩和表现再好，也被扫出学校大门，被中共“阶级斗争”的铁扫帚扫进了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剥削最甚的临时合同工队伍。当时，李伯特成为贵阳市建筑公司的合同工，我则成为修筑贵阳磊庄机场的临时工。因此，我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不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感兴趣，而且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产生了变革的向往。从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在李伯特的二哥帮助下，我和李伯特开始搜集中共官方有关统计数字，搜寻有关“两种劳动制度”的资料，并由我执笔写作《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为“全红总”的出现作了我们当时预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从苦难走入历史
文革开始後，我们这群早熟的苦难青年，开始敏感到中共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力，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了。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中苏醒了的中国人民也不愿再照旧被统治下去了。这应该是中国工人阶级实现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的一个不算太好的机会。但当时怎样去利用这个机会，我和李伯特等人仍然心中无数。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走进了历史。
那就是文革初期贵阳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识分子结合贵阳六中和贵阳九中、十中的少数敏感学生去《贵州日报》提意见。当天，我正从代课的贵阳洛湾小学请假进城参加六六届高考的社会青年体检。途经《贵州日报》社门口，看见一群人在贴大字报，四周围观的人被军警包围，几部摄影机忙着拍摄实况。我停住脚好奇地观看了几分钟就赶着去体检。谁知这几分种就惹了大祸。几天後，中共贵州省委下达了所谓“六九反击令”，把学生和知识分子向《贵州日报》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行为打成所谓“反革命事件”，不知当天在我停脚观看的几分钟内，有熟人看见我去告了密，还是自己被中共特务的摄影机拍了镜头，我也莫明其妙地被牵涉到事件中去。
大概是六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一吧，一向对我很好的金岚校长把我叫到她的寝室，问我在请假回城体检期间参加了什么活动。我当时真是一头雾水。金岚校长最後提醒我是不是到过《贵州日报》社，并向我出示了中共贵州省委的文件--“六九反击令”，我才知道那好奇观看的几分钟制造了麻烦。我向金岚校长解释了当天的经过，金校长也深信不疑，她叫我不必担心，说问题会搞清楚的，既然我没有参加什么“六六事件”，就写一个情况说明，由她交给上级以求澄清。当天晚上我就写好了报告，次日交给了金校长，自以为无事了。谁知半个月後，金校长正式通知我回城接受审查。
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医的父亲在被斗争後已经收监。家中人去楼空，只留下泪痕满面的苍老母亲。回家当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组”和贵阳市公安局的人员开始对我轮番审讯，审来审去审不出什么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进所谓“牛鬼蛇神专政队”，押往贵阳城郊的东山岈口打儿洞“劳动改造”，每天在盛夏的酷阳下锤小石子，一锤就锤到九月上旬，成为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打击镇压的牺牲品。
“全红总”在酝酿之中
八月中旬，“十六条”已经公布。毛泽东已公开在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一个“破四旧”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幸好我那时已到城郊“劳改”，李伯特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躲过了“红色恐怖”这一劫。
九月中旬，毛泽东打击的目标日渐明显，和“老红卫兵”不同的是出现了一批蒯大富，谭厚兰等真正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命红卫兵”。这批“革命红卫兵”为了传达圣意，也参加了串连。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贵阳来了不同於第一批“南下串连队”的第二批“南下串连队”。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样杀人越货，而是到各学校，各工厂去煽风点火，发动群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尽管中共贵州省委也把“八三一”和“九五”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但已力不从心，不可能像镇压“六六”事件那样得心应手了。两派群众的大辩论代替了一边倒的血腥镇压。在第二批“南下串连队”的游说鼓动下，贵阳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这时，工作组已经被撤走。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劳改队”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自行解散。在和李伯特商量後，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告状，同时观察各地运动的情况和了解北京上层动态，以便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当然，至於要采取什么行动，我和李伯特也说不出来。
我於九月底到达北京，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内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寝室的有来自湖南长沙的杨政、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江苏无锡的吴永湖、广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为中共当时是按系统、按行业分配住宿，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访的临时合同工。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悲惨经历，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贫病交加，同病相怜。大家对造成自己这样苦难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同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有的正式工虽然在政治上受迫害，但至少工资照发，有一碗饭吃。而我们临时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马上被一脚踢出单位大门，连饭也吃不上了。所以临时合同工制度成了我们抨击痛恨的首要目标。
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给大家传阅，大家都感到我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杨政提议，把这篇文章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去，希望广大临时合同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这份刻写油印的传单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体育场公开散发。当天，“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有将近十万各地来京的师生和工人参加。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印成传单散发後，在临时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响。从十月六日下午开始，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临时合同工按传单上的地址找上门来，我和杨政等人在那段期间日夜忙於接待来访谈者，记得当时来的以後又成为“全红总”各级负责人的有北京的李云臣（後改名叫李卫兵），江苏的慕纪群、慕纪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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