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 由
在全球自由化高唱入雲的時候，在大陸和台灣政府都急於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兩岸三地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卻不斷惡化。港台兩地都有工會幹部認為各方面的因素都使工運有必要催生工黨，但是也有不少人基於各種原因而不同意或至少不熱心。我們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探討這個問題。
根本的出路
在保障工人有起碼的生活水平，這方面工會的作用無異是不能代替的。哪裡有強大的工會，哪裡的工資就往往比沒有工會的地方為高。可是工會爭取「合理」工資的種種成就本身常常是不穩固的。說到底，工會的主要作用只是爭取那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的價格不致太低而已；它無法使工人階級擺脫被剝削和被壓榨的地位，因為工人階級之所以陷於這個境況，正正是因為勞動力成為了商品，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下面，一面是壟斷了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另一面是一無所有，只有勞動力可以出賣的工人。表面上，大家的交易是自由進行的，實際上這種資產階級私有制永遠讓資本家可以騎在工人頭上，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前者可以等待一段長時期以便壓低工資，後者由於沒有生產手段，使他們根本無法等待，非急於出賣勞動力不可。所以，要徹底擺脫剝削，工人階級只能要求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要求廢除僱佣勞動制，使生產手段由全體工人階級共同佔有，合作生產。只有這樣才是徹底解放。但是這個歷史任務顯然不能由工會負擔，因為工會只是群眾性的職業團體，只是工人階級的初級組織。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才能負擔這個任務。
這樣一條徹底改造社會的方針自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長期奮鬥，而眼前的種種爭取改良的努力，自然也不能放棄。但是，即使是爭取改良，也不可能單靠工會就可以做。過去個半世紀的世界工運史說明，任何比較重大的改良，都需要一個以根本改造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工人政黨去負擔任務。要知道，決定工人生活水平的因素，除了勞動力市場中供求雙方的組織及討價還價能力之外，還有許多其他間接因素。同過去一切生產方式相比，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最不固定的：經濟週期的不斷循環；資本集中與國際化的不斷進行；全球貿易供需的經常失衡及價格起跌；不斷的技術革新；消費模式的改變；階級關係的變化及國家政策對社會的影響等等，而這一切所引起的某些行業、某些地區、某些工種技術的盛衰都會間接影響工人的生活，而工會作為職業性的群眾團體，根本沒有能力應付這些宏觀的政治經濟問題。這時候需要的是更高級的工人組織，即工人政黨，它能夠對國家種種重大問題提出自己一套綱領並努力實現它。
其次，工人之所以需要一個黨，又是同工人階級須要參政有直接關係。即使是初時只有工會意識的工人活動家，不久也會明白，單是要求好的勞工立法還是不足夠的，還需要有代表勞工而非代表資本家的國會議員才行；有勞工的國會議員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他們佔據多數才行；最後，這還是不足夠的，還需要多少掌握行政權力，才能確保有利工人的立法能夠抵抗資產階級及官僚的抵制或不合作而貫徹到底。一句話，需要工人階級的代表取得全部或至少部份國家權力。須知道，政治原本不過是集中的經濟而已。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能多大程度上剝削工人，同他們壟斷政治權力的程度有直接關係。亞洲工人比歐洲工人受到更大剝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後者通過參政而得以在政治上牽制資產階級的政經權力。所以，沒有理由重視經濟抗爭之餘卻原則上拒絕政治抗爭。而從事政治抗爭本身就需要一個黨。
始終反對工人階級成立工黨或反對工人階級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會說，那方向正是他們也反對的，因為這樣加入了建制，就一定會受統治階級同化，變成他們的工具，結果工人還是做了轎夫，替別人抬轎而已。
這樣說也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世界上大部份工人政黨，在進入議會之後，其表現總是令人失望的多。那些執政的工人政黨的腐化程度也大有趕上資產階級黨的勢頭。不過，凡事都必須拿捏好分寸。上述那番話如果了解得太絕對，認為工人階級有沒有派出代表去爭取國家權力，其結果都絕對相同，那就大錯特錯了。
工人階級參政的利弊
歐洲工運很早就從經濟性、社會性的運動發展為政治民主運動（最著名又是最早的是英國憲章運動）；即令到今天，其成就遠遠達不到最初的想望，甚至由於種種腐化現象而造成很重大的壞處（首要的是令更多人對工人階級解放事業失去信心），可是，工人階級享有同資產階級一樣的（法律上的）政治權利；工人政黨能夠成為國會的大黨甚至執政黨；它們在工人壓力下曾經作過大幅的社會改良等等--這些事實都是有助於保持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和信心，有助於工人階級日常地牽制住資產階級的種種進攻。是的，只是牽制，還不是根本消除。可是，即使這樣，從歷史角度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就。過去的被壓迫階級總是在平常時期被貪得無厭的剝削弄到絕對赤貧，被剝奪了一切學習文化的機會，甚至連人的尊嚴也盤剝殆盡。而這又是他們的最後反抗往往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人階級，而且首先是歐洲工人階級，是歷史上第一次由被壓迫的階級，通過日常的組織和參政，能多少成功地抵制統治階級的過份剝削。這不僅有助於保障工人生活免於太急促的惡化，而且對於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意義重大。所以，即使代議民主有無數缺憾，即使那些工人政黨領袖往往變質，可是，也不能把這種形式的工人階級參政說成是只有害處沒有利處，也不能把工人政黨的領袖的變質誇大為整個政黨都完全變成同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壞。所以，即使是堅持工人階級徹底解放的人，即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雖然認為資本主義的代議民主遠非人民的民主，雖然認為改良主義的工人政黨之執政，往往不過是「執政而非當權」（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雖然堅持要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和建立工人階級的民主制，可是一天工人還沒有力量立刻實現解放，代議民主仍可以讓工人代表通過參政而多少抵制統治階級的過份剝削。把「變質論」無限誇大只會模糊了工人階級的思想。
怎樣防止工人階級參政的害處
何況，總不能說凡是參政的工人代表或工人政黨都必然腐化墮落。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法盡力防止它，例如實行充份的工會民主及工黨民主，利用議會講壇來揭露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的虛偽的地方，而不是變成歌頌它的議會迷；把一切議會活動置於工人群眾的監督之下；議會活動要得到獨立的工人群眾運動的配合並使前者從屬於後者的需要，而不是倒過來，等等。總之，建立強大民間力量，同爭取國家權力，二者並不矛盾。這樣一條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參政路線是可以實現的，過去也不是沒有人成功過。只有擔任資產階級政府的內閣職位，或是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才是不能容許的。反之，拒絕參政，或甚至一般拒絕工運發展為政治運動，那實際上就是把政治權力完全拱手讓與資產階級政客，任由他們利用權力繼續勾結資產階級殘民自肥。
何況，會腐化墮落的，原本就不限於政權與政黨。任何一個群眾性團體，包括工會，都有可能腐化，而且事實上多半都腐化。這種現象本來就是一個建築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社會分工之上的社會的自然產物。社會上所有機構都難免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盡管現代生力產技術早就可以使這種分工逐步消除。工會也不能完全擺脫這種官僚化的壓力。工會組織越是擴大，全職領袖就日益需要而且日漸增多；隨著他們同群眾的距離日大，他們對超出職務需要的種種權力的追求也會日漸自覺，最後變成為工會官僚。
不要以為大的組織才會有官僚腐化的危險，而小的、分散的團體就不會（如一些半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為）。在這個階級社會中，團體不論大小，不論官民，都有這個危險。所以，真正要得出的結論，不是反對工人參政，不是反對大組織，而是要進行根本的社會改造，廢除階級社會，逐步建立一個平等社會。也只有具備了這樣最高目標的工人團體，不管是工會或工黨，才能有決心、有辦法去抵制腐化傾向，例如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大膽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堅持一切群眾組織的自主性。
其實，十九世紀歐洲工人階級當初首次組織政黨的時候，就是懷有上述遠大的目標，而不是像現在的各資本主義國的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那樣一味只知點滴改良資本主義，甚至倒退到近年只知「緊縮」不知改良的地步。那時候越來越多工人明白到，雖然工會是爭取較「合理」工資的重要工具，可是，對工人階級來說，問題不僅在於確保工人可以較高價格、在勞動力市場上出賣氣力，而是在於根本廢除勞動力商品化，廢除僱佣勞動制，建立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最初目的都是這樣，只是後來第二國際中的各國社會民主黨才紛紛背叛這個工人綱領。
建立社會主義小團體的意義
那些反對工人組織參政的意見，正正反映他們把「工人權益」只是了解為工會性的權益，而不知道工人的真正權益在於根本廢除資本主義。退一萬步說，即使那個目標陳義過高，即使假定工人階級只能在資本主義下面謀求改良，那同樣不能把工人權益僅僅了解為工會性的權益。國家權力落在誰手；掌權者將推行什麼政策；全盤經濟趨勢將會怎樣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無一不影響到工人權益，無一不需要工人作出回應，無一不呼喚著工人參政和建立一個稱職的工人政黨。
誠然，要在港、台以致大陸建立一個具有正確綱領的工人政黨是一件異常艱鉅的任務。原因倒不是因為工黨只能在工會運動強大起來之後才能著手。法、德、俄、中等許多國的工運史證明是並沒有這種必然的工會工黨的先後次序的。主要原因還是一方面工人群眾一般的覺悟還較低，另一方面許多工運幹部自己在思想上還是比較混亂。看來，要克服這些障礙，還需要一段日子。在這個情況下，有心人應當怎辦呢？
我們認為，在目前可以首先致力於成立社會主義小團體，從事理論及政治宣傳工作，為將來的工人政黨事先作思想預備。歷史經驗證明，日後的實際鬥爭本身可以很快教會工人從事政治鬥爭；但是如果沒有事先訓練出一大批最有遠見、最能吸取歷史教訓的工人階級宣傳家和鼓動家，能夠及時地提出正確的奮鬥方向，那最大的工人鬥爭都難免為人所用。我們希望，本文也能多少促使人們起來注意這個久被忽略的問題。
根本的出路
在保障工人有起碼的生活水平，這方面工會的作用無異是不能代替的。哪裡有強大的工會，哪裡的工資就往往比沒有工會的地方為高。可是工會爭取「合理」工資的種種成就本身常常是不穩固的。說到底，工會的主要作用只是爭取那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的價格不致太低而已；它無法使工人階級擺脫被剝削和被壓榨的地位，因為工人階級之所以陷於這個境況，正正是因為勞動力成為了商品，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下面，一面是壟斷了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另一面是一無所有，只有勞動力可以出賣的工人。表面上，大家的交易是自由進行的，實際上這種資產階級私有制永遠讓資本家可以騎在工人頭上，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前者可以等待一段長時期以便壓低工資，後者由於沒有生產手段，使他們根本無法等待，非急於出賣勞動力不可。所以，要徹底擺脫剝削，工人階級只能要求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要求廢除僱佣勞動制，使生產手段由全體工人階級共同佔有，合作生產。只有這樣才是徹底解放。但是這個歷史任務顯然不能由工會負擔，因為工會只是群眾性的職業團體，只是工人階級的初級組織。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才能負擔這個任務。
這樣一條徹底改造社會的方針自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長期奮鬥，而眼前的種種爭取改良的努力，自然也不能放棄。但是，即使是爭取改良，也不可能單靠工會就可以做。過去個半世紀的世界工運史說明，任何比較重大的改良，都需要一個以根本改造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工人政黨去負擔任務。要知道，決定工人生活水平的因素，除了勞動力市場中供求雙方的組織及討價還價能力之外，還有許多其他間接因素。同過去一切生產方式相比，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最不固定的：經濟週期的不斷循環；資本集中與國際化的不斷進行；全球貿易供需的經常失衡及價格起跌；不斷的技術革新；消費模式的改變；階級關係的變化及國家政策對社會的影響等等，而這一切所引起的某些行業、某些地區、某些工種技術的盛衰都會間接影響工人的生活，而工會作為職業性的群眾團體，根本沒有能力應付這些宏觀的政治經濟問題。這時候需要的是更高級的工人組織，即工人政黨，它能夠對國家種種重大問題提出自己一套綱領並努力實現它。
其次，工人之所以需要一個黨，又是同工人階級須要參政有直接關係。即使是初時只有工會意識的工人活動家，不久也會明白，單是要求好的勞工立法還是不足夠的，還需要有代表勞工而非代表資本家的國會議員才行；有勞工的國會議員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他們佔據多數才行；最後，這還是不足夠的，還需要多少掌握行政權力，才能確保有利工人的立法能夠抵抗資產階級及官僚的抵制或不合作而貫徹到底。一句話，需要工人階級的代表取得全部或至少部份國家權力。須知道，政治原本不過是集中的經濟而已。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能多大程度上剝削工人，同他們壟斷政治權力的程度有直接關係。亞洲工人比歐洲工人受到更大剝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後者通過參政而得以在政治上牽制資產階級的政經權力。所以，沒有理由重視經濟抗爭之餘卻原則上拒絕政治抗爭。而從事政治抗爭本身就需要一個黨。
始終反對工人階級成立工黨或反對工人階級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會說，那方向正是他們也反對的，因為這樣加入了建制，就一定會受統治階級同化，變成他們的工具，結果工人還是做了轎夫，替別人抬轎而已。
這樣說也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世界上大部份工人政黨，在進入議會之後，其表現總是令人失望的多。那些執政的工人政黨的腐化程度也大有趕上資產階級黨的勢頭。不過，凡事都必須拿捏好分寸。上述那番話如果了解得太絕對，認為工人階級有沒有派出代表去爭取國家權力，其結果都絕對相同，那就大錯特錯了。
工人階級參政的利弊
歐洲工運很早就從經濟性、社會性的運動發展為政治民主運動（最著名又是最早的是英國憲章運動）；即令到今天，其成就遠遠達不到最初的想望，甚至由於種種腐化現象而造成很重大的壞處（首要的是令更多人對工人階級解放事業失去信心），可是，工人階級享有同資產階級一樣的（法律上的）政治權利；工人政黨能夠成為國會的大黨甚至執政黨；它們在工人壓力下曾經作過大幅的社會改良等等--這些事實都是有助於保持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和信心，有助於工人階級日常地牽制住資產階級的種種進攻。是的，只是牽制，還不是根本消除。可是，即使這樣，從歷史角度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就。過去的被壓迫階級總是在平常時期被貪得無厭的剝削弄到絕對赤貧，被剝奪了一切學習文化的機會，甚至連人的尊嚴也盤剝殆盡。而這又是他們的最後反抗往往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人階級，而且首先是歐洲工人階級，是歷史上第一次由被壓迫的階級，通過日常的組織和參政，能多少成功地抵制統治階級的過份剝削。這不僅有助於保障工人生活免於太急促的惡化，而且對於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意義重大。所以，即使代議民主有無數缺憾，即使那些工人政黨領袖往往變質，可是，也不能把這種形式的工人階級參政說成是只有害處沒有利處，也不能把工人政黨的領袖的變質誇大為整個政黨都完全變成同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壞。所以，即使是堅持工人階級徹底解放的人，即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雖然認為資本主義的代議民主遠非人民的民主，雖然認為改良主義的工人政黨之執政，往往不過是「執政而非當權」（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雖然堅持要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和建立工人階級的民主制，可是一天工人還沒有力量立刻實現解放，代議民主仍可以讓工人代表通過參政而多少抵制統治階級的過份剝削。把「變質論」無限誇大只會模糊了工人階級的思想。
怎樣防止工人階級參政的害處
何況，總不能說凡是參政的工人代表或工人政黨都必然腐化墮落。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法盡力防止它，例如實行充份的工會民主及工黨民主，利用議會講壇來揭露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的虛偽的地方，而不是變成歌頌它的議會迷；把一切議會活動置於工人群眾的監督之下；議會活動要得到獨立的工人群眾運動的配合並使前者從屬於後者的需要，而不是倒過來，等等。總之，建立強大民間力量，同爭取國家權力，二者並不矛盾。這樣一條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參政路線是可以實現的，過去也不是沒有人成功過。只有擔任資產階級政府的內閣職位，或是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才是不能容許的。反之，拒絕參政，或甚至一般拒絕工運發展為政治運動，那實際上就是把政治權力完全拱手讓與資產階級政客，任由他們利用權力繼續勾結資產階級殘民自肥。
何況，會腐化墮落的，原本就不限於政權與政黨。任何一個群眾性團體，包括工會，都有可能腐化，而且事實上多半都腐化。這種現象本來就是一個建築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社會分工之上的社會的自然產物。社會上所有機構都難免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盡管現代生力產技術早就可以使這種分工逐步消除。工會也不能完全擺脫這種官僚化的壓力。工會組織越是擴大，全職領袖就日益需要而且日漸增多；隨著他們同群眾的距離日大，他們對超出職務需要的種種權力的追求也會日漸自覺，最後變成為工會官僚。
不要以為大的組織才會有官僚腐化的危險，而小的、分散的團體就不會（如一些半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為）。在這個階級社會中，團體不論大小，不論官民，都有這個危險。所以，真正要得出的結論，不是反對工人參政，不是反對大組織，而是要進行根本的社會改造，廢除階級社會，逐步建立一個平等社會。也只有具備了這樣最高目標的工人團體，不管是工會或工黨，才能有決心、有辦法去抵制腐化傾向，例如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大膽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堅持一切群眾組織的自主性。
其實，十九世紀歐洲工人階級當初首次組織政黨的時候，就是懷有上述遠大的目標，而不是像現在的各資本主義國的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那樣一味只知點滴改良資本主義，甚至倒退到近年只知「緊縮」不知改良的地步。那時候越來越多工人明白到，雖然工會是爭取較「合理」工資的重要工具，可是，對工人階級來說，問題不僅在於確保工人可以較高價格、在勞動力市場上出賣氣力，而是在於根本廢除勞動力商品化，廢除僱佣勞動制，建立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最初目的都是這樣，只是後來第二國際中的各國社會民主黨才紛紛背叛這個工人綱領。
建立社會主義小團體的意義
那些反對工人組織參政的意見，正正反映他們把「工人權益」只是了解為工會性的權益，而不知道工人的真正權益在於根本廢除資本主義。退一萬步說，即使那個目標陳義過高，即使假定工人階級只能在資本主義下面謀求改良，那同樣不能把工人權益僅僅了解為工會性的權益。國家權力落在誰手；掌權者將推行什麼政策；全盤經濟趨勢將會怎樣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無一不影響到工人權益，無一不需要工人作出回應，無一不呼喚著工人參政和建立一個稱職的工人政黨。
誠然，要在港、台以致大陸建立一個具有正確綱領的工人政黨是一件異常艱鉅的任務。原因倒不是因為工黨只能在工會運動強大起來之後才能著手。法、德、俄、中等許多國的工運史證明是並沒有這種必然的工會工黨的先後次序的。主要原因還是一方面工人群眾一般的覺悟還較低，另一方面許多工運幹部自己在思想上還是比較混亂。看來，要克服這些障礙，還需要一段日子。在這個情況下，有心人應當怎辦呢？
我們認為，在目前可以首先致力於成立社會主義小團體，從事理論及政治宣傳工作，為將來的工人政黨事先作思想預備。歷史經驗證明，日後的實際鬥爭本身可以很快教會工人從事政治鬥爭；但是如果沒有事先訓練出一大批最有遠見、最能吸取歷史教訓的工人階級宣傳家和鼓動家，能夠及時地提出正確的奮鬥方向，那最大的工人鬥爭都難免為人所用。我們希望，本文也能多少促使人們起來注意這個久被忽略的問題。
先驅第42期, 199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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