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薄欲出的号角——谈沉戈的诗
一
把沉戈发表在“工人诗歌”论坛上的诗收集了打印出来重读一遍，感慨更深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代里特别的诗：有挣扎在底层的艰辛，有面对资本和权势压迫的深深愤怒和无奈，有“卖花女孩／你可知道／白色的绞索／黑色的枪声”这样悲情的浪漫；有“到广场上去，去流一些血”的呐喊和慷慨，有毛式斯大林主义统治下中国工人的失望、迷惘（偶尔调侃或自嘲）的心态……我自认为对这样复杂甚至矛盾的“心史”颇为熟悉，颇能理解，因为那追寻出路的迷惘也曾是我自己十多年来无法解脱的迷惘，尽管就年龄来说，诗人比我要大11岁。
沉戈显然是笔名。是折戟沉沙的意思吗？我不晓得。在简历中他近于颓唐地自称“是个老头”，但生于1961年者，按理仍算是中年。“原籍江苏，却在湖北呆了30余年，更不可思议地是在国营工厂也呆了近30 年，也一直在做工人（现正在等上岗通知）。才学会上网，写诗只是爱好，却也是不务正业。”由此推断，他应该是在70年代后期进的厂，并见证了国营企业的盛衰。为什么在国营工厂呆了近30年算是“更不可思议”呢？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诗人的经历来看，他是扎扎实实的底层劳动者。从诗歌的内容、心态、立场看，也是如此表现的，只不过同时保留了“诗人作家”的特别身份。比如他强调和寄望于“真正的诗人作家永远都是不合作者，永远都是社会批判者永远都是时代的良心”，是“永远的自由职业者”，“自由中国才是你们永远的水泊梁山”。敏感于当代意识形态纷争的人，当会一眼看出：这一类词句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口中，而不是老左派、新左派和毛派那里——这是沉戈世界观和艺术观的一个特别之处。
初读沉戈的诗，应该是他在2005年7月里发到论坛上的《女孩》系列吧，即《一个女孩》、《阳光女孩》、《卖花女孩》和《爱情女孩》。
一个女孩。浪迹天涯
青春的行囊。命运的步伐
穿越秋冬和春夏
……
一个女孩。四海为家
天空巨大的影子笼罩着她
她留给大地的是美丽的鲜花
那时候，我有点不能接受这样的“浪漫”。现在重读，我肯定是自己错了。那种“迷惘而又激情”（《爱情女孩》）、清新的情调近于八十年代的诗风，我应该比较熟悉才是。我想，正是这些诗歌，淬砺了诗人的语言和情感吧。
他在10月16日发上来的《打工季节》组诗，我当时读罢的感觉是似乎缺乏细节。如今重读，我想其实不尽然。《打工》之三、《三已桥181号》、《某天》、《独白》等诗仍然表现出情感和体验的细致。这组诗不是“自传”，我想，而是试图以自身的经历和理解力、想像力为另一部分工人代言，所以风格变得有所不同吧。不过，这里仍有着活生生的血泪、生活和梦想，只是常常以抒情出之，比如《打工》之二的末段：
我们行囊依然如洗
我收获的是岁月的风尘
是一种经历。一种命运
尽管前一节写到“被炒鱿鱼。或者／跳槽。今天的我／该去何处自我推销”这样具体的境遇，但结尾的用词的确显得空泛一些：岁月的风尘、经历、命运……
此外，阴差阳错地，先前我也没有认真读过《起来》这首理当激赏的诗：
不要躲进自我
关门反省
我们是无罪的
也不要隐居深山
与古寺为伴
人心不是石头
我们要到广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被压迫者
发出愤怒的吼声
让我们象人一样
活着
或者死去
让我们滚烫的血
染红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红权势者
贪婪的嘴
我们
牛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戏弄
我们
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要到战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我们鲜红的血
染红硝烟卷裹的
旗帜
我对许多不同语言和风格的诗歌都颇为亲近，但厌恶不痛不痒之作，偏爱反叛者的诗，尤其那些能令人振拔而起的诗。但是，反抗什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这些曾一直令我犹豫。在沉戈的这首诗里，他声明要反抗的是“我们／牛马般被奴役／猴子般被戏弄”的生存状况，矛头指向“权势者贪婪的嘴”。就已经达到的情感与思想的结论来说，表现得非常有力：革命的吁求喷薄欲出。诗人还肯定道：“我们是无罪的”。这“我们”，就是“被压迫者”。诗人要推掉权势加在被压迫者身上的诬词，自然也不认同基督教的原罪，佛家的报业，或自由主义的“人性恶”观念，而是肯定反抗的正当性，继而激发被压迫者的决心和意志。
在长诗《致入户增城的十位诗人作家的一封公开信》中，诗人就“十位打工诗人、作家落户广东省增城市”的新闻发表了寄望与劝诫。他显然极敏感于权势的招安：
公安局长亲自给你们上户口
一市之长亲自批示，还给你们
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入户仪式
表面上，由于诗人的急切和忧虑，整首诗大部分写得非常散文化和口语化，结尾近于粗糙。但这种粗糙更显出草根本色，以及诗人的寄望之殷切，而情感的热烈起伏和思想的敏锐激进则造成了韵律的激荡。他“代表千千万万个打工者”向这些“同志们”表示“祝贺”和“敬意”。当然，这只是铺垫，是为了提出有时尖锐有时苦口婆心的劝诫：“不知道以后你们还能不能秉笔直书，我行我素，自由自在了”——
商人倒是会抓住商机，会做广告
汤码电脑公司送给你们每人一套输入平台
可别用它去歌功颂德溜须拍马趋炎附势
俺们打工仔打工妹还等着看你们的新作呢
俺们从受压迫受剥削的车间下班回来
狼吞虎咽吃了晚饭，假若今晚不加班
也没有了其它的事，倒在脏兮兮的床上
顺手抓起一本脏兮兮的杂志
哇噻，上面有你们的大作耶
你们更多的大作，俺们至今还无缘拜读
听说都发表在神圣的国家正规刊物上
另有一些散发在民间的非法出版物上
……
“俺们从受压迫受剥削的车间下班回来”：虽然带一点点恢谐，也不表示诗人在向《资本论》靠拢，但就词义的使用来说是严肃的。他希望这些“同志们”继续承担“打工”一词的全部重荷，因为——
这个词就是真实的苦难就是坎坷的命运
就是永不磨灭的梦想就是在社会的最底层
就是永远流不完的流水线就是临时的出租屋
就是加班加点就是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就是苦累脏乱差就是有毒有害有危险就是
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劳动保护没有生存保障
就是贫穷耻辱就是艰辛困乏就是冷漠仇恨
俺们也想迁徙自由，想诗意的栖居
俺们也想人格平等，有尊严的工作
俺们还在奋斗着挣扎着还在混着
……
尽管如此，作者并不沉溺于“弱势”者的自卑和自怜，而是上升到反叛者的改造社会的梦想：“这将是一个冲破千年黑暗，奔向平等自由的新世纪的前夜”。
平情而论，诗中作为武器的思想和信念是接近于自由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的。但是，假如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就算完事，我们将错失一个有益的、可以较为深刻地看待现实的角度，和探测工人群众脉搏的珍贵时机。把这种现象放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来考察，揭示其因果，探讨其得失与方向，要有意义得多。
二
2005年9月19日，诗人杨春光因脑部再次出血，于凌晨三点去世。绳子兄在论坛上发布了这一消息，并转载一位自号为“鲁迅左派”的“穷教书匠”槟郎写于2003年底的文章《“为人民写作”的诗人杨春光》。之后，绳子兄发表了一首纪念诗，沉戈也于2005年9月25日发表了用垃圾派的词汇和手法写下的追悼诗：《无题——悼杨春光》，诅咒“这个虚伪的祖国，罪恶的国度……贱逼傻逼装逼的祖国”，以及“那些正人君子，养尊处优者，道貌岸然者，那些王八蛋们……识时务者”，赞美“绝不投降的黑奴之头”。《我的墓志铭》也打着相似的风格印记：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的良心被狗吃掉了
我的肺叶被空气污染了
我的双眼被金钱迷住了
我的生产资料被共产共产了
我的天赋人权我的生而平等
我的自由意志被代表代表了
连我的鸡巴都被婊子承包了
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醉生梦死
只剩下一堆破铜烂铁垃圾破烂
只剩下一颗腐蚀的镙丝钉
还死死地锈在一架腐败的机器上
还死死地往网上帖诗
删除也帖屏蔽也帖
坐牢也帖枪毙也帖……
对杨春光和垃圾派的评价引起了我和一位毛派网友的论战。这且不提。凑巧的是，一年多前我跟杨春光打过一次笔战。更早的一次，我提过杨的帖，为他那看起来甚为急进的“反抗强权”的姿态。打笔战的那次，则是以我的社会主义观念来批判他的自由主义论点。我有几个跟杨春光打过交道的朋友说，杨做人很差劲，云云。但我毕竟没跟他交往过，无权以此褒贬其为人，加之又听说他受到过迫害——沉戈诗里也提到杨被警察盯梢——更觉得应该在言辞上尊重对方。所以论战虽然激烈，但只谈道理，完全不涉人身攻击。末了杨对我表现得颇敬重，还称赞我的诗；我对杨的极度教条的自由主义观却大为失望。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真可怜。他写了许多许多的字，但几乎都没有触及社会。对，千言万语，都没有社会内容也没有历史内容，只有形而上学的‘自由’、‘人性’、‘和平’、‘暴力’。你和他讨论了那么久才结束，真有耐性！……对，如果答覆他，其实也只是写给一般读者看。”
我把这些论战帖整理了发在坛子上。我还想起另一位自由主义朋友，他在跟我交谈许久后，仍然不相信我这样一个激烈的“民间”“反抗者”竟然会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反抗强权当然就要从否定共产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做起，难道1949年至今的一切灾难不该由这套理论及其发明者、实践者负责吗？难道“左派”、“革命”、“阶级斗争”等等概念不是早该送到历史的火葬场去了吗？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余世存的《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余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为民工所写的这首诗不论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而言，都属佳作。虽然严格来说，还只涉同情，未及抗争。
同样，沉戈持以反叛的武器，多是借助于自由主义的。而自由主义，不论在毛派、老左还是大部分新左看来，当然是反动的。不过在我看来，最可悲的是，这些老左新左和毛派，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官僚层，在“民主”、“自由”、“人性”、“人权”及国家观等方面同自由主义者相比，往往反动和倒退得多。他们不是把这些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化、激进化、革命化，反而避而不谈，或是报以两声“虚伪、骗局”的讥诮，就迳自回一党专政的狗窝里睡觉去了。有一位左派朋友引用《*宣言》，把这些人称为“屁股上盖着封建纹章的社会主义者”，实在入木三分。诚然，作为保守右翼的官方及“民间”新自由主义者，其目标只是“大市场，小政府”，谈及民主最多只是做做意思。一般的“民间”自由主义者则大抵上有鲜明的反抗强权的态度，这使他们跟那些惯于眼光向上，声嘶力竭忠言进谏的左派相比，表面上要独立得多，激进得多。虽然话说到底，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避忌“革命”和“群众运动”。把反叛者诬为“暴民”的论调就不谈了，当朱学勤宣称“改良的速度必须快过革命，才能避免革命”，当秦晖论证1905—1917年间俄国知识份子对社会的消极态度导致后来争相以激进主义讨好民众，最终酿成布尔什维克上台，旁敲侧击地警诫中国知识份子时，我们应能听出，前者无非是“进谏”或威胁的一种，后者亦不把社会改造的力量寄望于劳动群众。可以说，“自由主义的激进能量”——我曾想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所谓“（新老）左派”力量的保守、反动、奴颜婢膝相比之下的精神落差。
沉戈由于写诗的缘故，于是进入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氛围。我要说，在这些方面，沉戈之倾向于自由主义而非毛主义、国家主义，乃是他的优秀之处：他从自己、也从自己所属的整个底层劳动者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亲身经历体会到“官僚社会主义”是如何践踏人的尊严和个性，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以至完全控制人民的生活。在使用“主人”和“主人翁”这类词的时候，他没有被虚假意识所惑，而是抱以愤怒和讥笑，把“主人”这个尊称留给那些当官的去受用（“我不是主人。在国营工厂，主人在升官，在发财……”）。他的觉悟明显高出一般的国企工人。他清醒地认识到“转型”的过程之于国企工人，乃是一个从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到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坚定的草根本色和劳动者立场，使他的激情和思想常常超出一般自由主义的框限。他所强调的“平等”、“自由”、“民主”虽然面目还不够清晰，但是对中国的劳动人民来说，难道不是仍然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吗？！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们在早年的抗争中接受的是教皇的祝福，唱的是圣歌而非国际歌，但他们的吁求仍然是正义的、进步的。难道列宁会把1905年捧着圣像向沙皇请愿的俄国工人斥为“反动”？难道马克思会因为巴黎公社起义的领导者是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而冷眼旁观？波兰人民曾经说过的：跟*谈共产主义，那是对牛弹琴。同样，沉戈之不相信乃至嘲讽共产主义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是一面早已被玷污，并且继续被玷污着，惟有以真正的革命者的鲜血才能将之洗清的一面旗帜。
那么，假如沉戈有时高呼“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甚至有时陷入茫然，又有什么奇怪呢？曾经在乌有之乡网站读到一位叫沈鉴华的作者所写的文章，说我们国企工人在文革中被煽动去夺取上层建筑，但在现实中其实连经济基础都占据不了……他的头脑比毛派和新左派清醒的多。然而，与这种找不到出路的清醒相伴的，却是深刻的悲观。我所看到的最能表现出工人阶级觉悟的一句话“我们工人在历史上翻过天，将来我们还要翻天！”（浙江某个被瓜分的国企的工人），却多多少少建基于对中国革命史的误解，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三
沉戈作为劳动者，同时作为“不务正业”的诗人及知识份子的特殊“身份”，其态度和矛盾，在混杂写成的《我的梦想》一诗里，表现得颇为明显。
他半幻想半玩笑地宣告：“我的梦想是办个诗人企业，专门招聘那些下岗的无业的破产的诗人”，“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打工者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后我写诗，成为一个诗人”。不过，“在一个商品化的伟大时代”，不要说“办个诗人企业”，就是做个诗人，也有其特别的麻烦：诗只能是送给爱诗者的轻如鸿毛的礼物，无法发财，甚至无法“养活自己”；诗人有其“经济基础”，要吃饭穿衣养家糊口，等等……不过，诗人有可能侥幸躲过权势的收买，保存其创作上的自由。
这样的想法是很可商榷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也正因为写诗不是一种职业，诗人也才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和光荣”。但认真说来，这种“自由”并不是诗人争取到的，而是被迫“获得”的，根本算不上能够发挥其个性的“积极自由”，诗人的光荣并不在此。至于“失去了投身市场的勇气和能力”，我觉得用来批判“作协文联里的鸟”，并不是切中肯綮之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诗人作家在“投身市场”的过程中变得可耻或无耻——归根到底，市场并非强权的敌人或解毒剂，获取个性的道路在于自由和独立的思考，在于批判精神，但不在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或刻意地自居边缘。
就诗歌的内在逻辑说，从诗人的“经济基础”跳到“共产主义理论”和“消灭私有制”，显得颇为唐突，不合情理。但谈谈接下来几句所透露的困惑矛盾却是有益的：
……无产阶级
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将是锁链
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可有谁来做国王或皇帝呢
当然还是打天下者坐天下
按功行赏，论资排辈
还是天有十等人有十份
这里我们触摸到劳动人民在激发其反抗意志时所遭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障碍：消灭等级制似乎是不可能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治社会或者“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要么还被当作陈词滥调、骗局或笑话搁弃一边，要么听来难以置信，要么还不曾进入意识之中；革命被看成“打天下”，“打天下者”当然还要“坐天下，按功行赏，论资排辈”，“无产者还是一无所有”……革命挫败和变质的经验像一副沉重的枷锁，依然困扰着被剥削被压迫者：
在国营工厂在人民公社
在成为了一个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诗人何在？诗人又何为？
而现在又是一个没有坐稳的时代了
国营企事业单位在改制农村在改革
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在私有化
诗人忧虑乃至厌恶地望着私有化的滚滚浪潮，但不知如何是好。到了诗末，他呼喊出自己的梦想，尽管并不清楚怎样才能达成，但仍然是一个合理的、美丽的梦想：
也只有在一个人人都有工作也必须需要工作
并获得了工作的尊严工作的价值工作的自由的时代
一句话，也就是在一个人成其为人的时代
这个世界才是诗的世界
才是诗人的天堂
我的梦才不是梦
不是梦哟
在我看来，这样的梦想是非常朴素的，超乎被社会分工和意识形态所限的诗人知识分子们的幻想。一般诗人很少会谈及“劳动”、“工作”。沉戈却自豪和执着于“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态度，虽然在《国营工厂》组诗的第一首《时代》中，他刻划了对“劳动”的另一种心态：雨后初晴的、黎明的“新”太阳令诗人有到原野去的冲动，但皮鞋却准时地把他载去车间，去按动开关，摇转手柄——光荣的劳动同时是一件苦差事。其实，这两种态度之间所以存在矛盾，只是因为劳动一直是被强迫的劳动，不论是在“为了钞票”的现实压力下，还是在“为了四化”的政治说教和鼓动下。并且，长久以来，劳动者不是劳动得太少而是太多，从而压抑了他们其它方面的需要与能力，对劳动的需要和对闲暇的需要是同样合理的，并不必然冲突的需要。
我深信诗人的这一梦想终必达成，在“自由身上洒落下革命的汗水”之后。
四
读到沉戈在2005年11月5日发出来的《国营工厂》组诗，我有些惊讶。能够以“国营工厂工人”的心态，全面而又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置身其间的处境和氛围的诗人，我几乎没有看到过。
关于“国有制”或“国营企业”的是非，是我们时代的重要话题，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战场。官老爷们、专家学者们、自由派知识份子们把它当作失败的“试验”和过时的废物，不断地嘲笑它，诬蔑它，或抱以叹息：“大锅饭”啦，“低效率”啦，“人浮于事”啦，等等，结论是：用“私有化”注入“活力”，通过劳动者的相互“竞争”提升“效率”。毛派、新左派知识份子和在一浪接一浪的私有化潮流中被买断、下岗的工人则开始不断地捍卫它，并且揭露：国企并不必然亏损和低效率，恰恰是引狼入室的新自由主义走资路线和管理层的无能颟顸、贪污腐败毁掉了国营企业！
我完全认同这样的反击。生产资料国有制是社会革命的成果。“国企低效”论则掩盖了官僚特权，把他们的无能和罪恶所应负的责任卑鄙地推卸给所谓“吃大锅饭”的工人。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反对毛派和新左派对旧时代的美化。他们声称那时有所谓《*宪法》之类的“经济民主”，结果，同样把官僚专政的现实掩盖起来了——对国企工人的觉悟来说，这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的机会。正如恩格斯所言，工人阶级从任何地方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需要表现为“一贯正确”，需要文过饰非、美化现状和自我陶醉的决不是工人阶级！
我相信，在工人中间，对国企肯定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态度，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态度，而且，不论肯定或否定，从工人的角度出发，都可以发现其合理性。一位下岗后靠摆书摊维生的中年妇女曾对我说：“唉，公家单位，做好做坏一个样，没有积极性，后来就倒了。”当交谈深入下去，事情就清楚了：厂子倒掉是因为厂长挪用公款去买房，而且设法私自把厂子和地皮转手，她丈夫仍在联合厂里的其他工友进行“维权”斗争。我常常想起这类的事：当权者加在国企工人身上的诬词（“大锅饭养懒人”等等）和工人的经历体验何以如此混淆在一起，并伤害着工人自身？
我曾经同深圳某外资厂的一位模工师傅有过简单的交谈。这是一位接近退休年龄的中年妇女，原西安市某国企下岗工人。私企对待工人的冷漠无情令她寒心，而且“什么保障都没有。工资也不高，深圳的车费、物价那么高，我们厂里那些打工妹都是靠省吃俭用存一点钱，寄给家里。”她谈到，国营企业里工资少，但是对工人的保护要比独资、合资企业好。“要说厂里的问题，那也有，办事拖拖拉拉，盖很多印，要走后门”。末了，她几乎有点鼓起勇气似地对我说：“我相信国营企业假如管理得好，肯定比外资企业有前途。我支持社会主义。”
沉戈的经验则并非如此，但他所描述的情形和心态，我相信大部分国企工人必能感同身受。
从诗里可知，他的“文字生涯”是从一篇东拼西凑，抄袭大报的广播稿开始的，原本只是应付形势、完成车间主任交给的任务，想不到因此“挣了半天工时”，“还挣了笔稿费”。之后，逢重大节日或某种政治形势需要，他常常受命写“赞美文章”：“让一切反动派发抖吧，我们昂首阔步向前进”——这样的内容明显是过去时代的。“狠抓落实促工作，满怀豪情迎佳节”的适用性则更宽泛一些。这里“也有是真心歌颂的／有些是因为惧怕／有些是取悦领导有所求”。但总的来说：“谁都知道这是表面文章／领导也知道。”
官僚专政下的——必须尽可能地在一切场合强调这一点——国营企业的氛围正是如此。官僚同工人的关系与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是颇为相异的：他们控制着，但并不占有国家财产；作为统治者他们垄断一切权力，害怕工人的政治主动性和民主要求，而作为国企的寄生虫他们还必须“依靠”工人，并且不能随意开除工人，直到通过私有化奠定了新的权力基础……。在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企业里，工人中间流传的一句话颇为恰切地刻划了这种关系：“他们装作给我们付工资，我们装作给他们干活。”总之，上上下下都在心照不宣地欺瞒，做“表面文章”。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是“潜规则”。
《那年头（之一）》，当上级领导莅临视察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工人们，被派去割围墙里的草，“虽然是社会主义牌的”——诗人揶揄道：
那年头我们在国营工厂
高大的围墙。庞大的厂区
社会主义的草在疯长
我们时常放下手里的活
开始割草。就是说
又有检查团。上级领导
莅临视查指导工作
看样子他们也不喜欢
野草飞长。虽然是社会主义牌的
厂长、书记发号施令
主任、组长指手画脚
我们割。我们割。我们割
一割奴隶主义的脖颈
二割封建主义的腰身
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我们收获社会主义野草
还有共产主义的思想
我们没有失去锁链
我们也没有获得整个世界
“我们割。我们割。我们割”显然套用了海涅《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的“我们织。我们织。我们织”。对革命之诗的变奏，自然也是对变质的“革命年代”的反讽。从现象看，这些情形可谓司空见惯，更离奇的也所在多有，但司空见惯的压抑并非就不是压抑，不是折磨。诗人愤懑地喊道：我们没有失去锁链！我们也没有获得整个世界！
这是工人阶级正确的本能和反应，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愤怒、迷惘和消沉。
这苦闷的质疑当然针对着现实，也必然要针对着历史，针对着思想。所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幅图景吗：工人在各级官僚干部的发号施令和指手划脚下，大做门面功夫，或动则得咎地自我批评？这一切为了谁？为了什么？
《那年头》不是“这年头”，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也就是国营企业的“兴盛”时代，是毛派新左派称之为近于“经济民主的后福特管理制”的时代。那以后直到现在的国营工厂又如何？在这“商品交易的文明时代”，在工人们的“铁饭碗”给砸烂而干部们却获得中央为“搞活”而下放的权力，把铜饭碗换成银饭碗再换成金饭碗最后连锅端走之后，“资本主义尾巴”自然不再割了，但“厂长发号施令，主任、组长指手画脚”的情形究竟已改观，还是变本加厉了？我们再看看《国营工厂（之一）》：
国营工厂像个国家
一国之君是个皇帝
天生的龙种。把任命
自己的上级喊爸爸
皇帝之下，又有文武百官
设处建部。下各类办公室
官僚之下，又有主人翁
一千。各工种不同
各背景关系亦不同
你说国营工厂居然亏本
这绝不可能：成本、利润
收入。都是数字游戏
产品国家包产包销。垄断
是红透东方的皇家商标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你的错误在于太天真，又
太认真。居然贴出大字报
要民主选举，要市场经济
流放地设在铸造车间
可你觉得这里不错。但
好景不长，你又被停岗
息岗。待岗。离岗。下岗
名词很多。文件也很多
一棵大树已被蛆虫吃空
一块腐肉上面爬满蛆虫
拍拍屁股走人。国营工厂
我只是先走一步。再也别见
这无疑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诗人非常简洁地刻画出企业里等级森严而又繁杂的官僚架构。在这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于生产管理：“成本、利润、收入。都是数字游戏”。也就是说，干部们并不需要操心，也不需要负责。反正它有“垄断”地位，“产品国家包产包销”。
针对前者，沉戈提出“要民主选举”，针对后者则提出“要市场经济”，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在“小报抄大报”的“那年头”，作者还能意外地、容易地挣到工时，真到了说出意见和不满的时候，就被流放到铸造车间，终而停岗，下岗。《黑名单》一诗写到具体的情形，领导决定让一批人下岗，虽然早已内定，却仍装模作样地“又要笔试又要面试”。此其时，蛆虫们已经吃空了工厂。沉戈厌倦地，几乎是恨恨地“拍拍屁股走人。国营工厂，我只是先走一步。再也别见”！
诚然，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要民主选举”是工人阶级正当而迫切的要求，“要市场经济”说到底并不利于工人。集体参与、民主制订的计划经济才能令生产真正符合人民的需要。但这里首先涉及的是言论自由问题：一个工人无权提出异议的企业和国家究竟是谁的企业，谁的国家？从群众的心态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当官僚集团推行市场经济，把他们的教条和经文的辞句从“抓革命促生产”换成“找市场不要找市长”——其官腔则不变——的时候，人民的反对之声会如此微弱。这当然不是工人之愚，或人民之罪，是因为旧体制太令人失望，但在人民的视野中并未有别的替代选择。
“国营工厂像个国家”，那么，诗人把自己的愤怒和讥讽往上推进到官僚体系的巅峰，乃是意料中事：
其实，在中国最难的是
皇帝君主。他们昼断狱
夜读史。他们也想
还政于民，泽恩于民
只是国情不同嘛
中国人素质太低
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高
现在还是初级阶段
——《国营工厂》(之二)
尽管官僚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跟封建时代大为不同，但在中国的情境之下，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颇惯于这样的类比，包括统治者自身。诗人对皇帝君主决无半点敬意，对一切权势亦唯有蔑视——
本人就是不好看权势者的脸
本人就是爱看看老婆的脸
再揽镜照照自己的脸
“好头颅，谁当砍之”
——《国营工厂》(之三)
而在金字塔的底层，人民又是如何的呢？——
现在我们才真正懂得
做一个中国老百姓
是多么容易，多么满足
只要能有碗饭吃
就是我们最神圣的自由
——《国营工厂》(之二)
这里既有对当权者把人权窄化为生存权的嘲讽，也暗含着作者“怒其不争”的焦虑。
然而，在每下愈况的处境中，不管沉戈对国营工厂如何地深恶痛绝，但求得一份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一年后，“感谢领导／给我安排了新的岗位／官方称是厕所管理员／朋友开玩笑说是所长”，接着又到库房值夜班，一年要上365天班，“主要任务是防盗”，也忍受着领导用匿名电话进行的侮辱性查岗。在组诗之外的另一首诗《我的长征》里，他详细写到自己值夜班的情形，写他跑到动力车间的空压机房，在空气压缩机巨大的轰鸣声中构思一首诗，以此为起点，展开他愤怒的、惊人的、荡气回肠的抒情：
……一首诗它是沉默的
是无能为力的，是可怜可耻的
是假公济私的，是不务正业的
是开小差的，是干私活的
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是资本在原始积累是国企在倒卖在转手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让农民破产让更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是让工人下岗让他们先穷下去
是在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我在做着一份黑白颠倒的工作
是在一个巧取豪夺的年代
我在做着一个防小偷的巡逻工
我走过灯火通明的机加车间
走过霓虹闪烁的总部办公大楼
我没有抓到什么小偷小摸什么国贼大盗
甚至没有什么顺手牵羊什么杀人放火
现在是和平年代是太平盛世是安居乐业
没有五岭乌蒙没有金沙大渡没有雪山草地
头上没有敌人的飞机狂轰乱炸
地上没有敌人的日夜围追堵截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企是工厂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个巡逻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尽头
就象一首诗，也已悄然写完
《信息时代》写的是一种正在普及中的、“随时随地控制你”的新手段：单位领导——沉戈直呼他们为“统治者”——要求“下班也必须把手机开着，如果通知加班或有其它什么事，必须随叫随到”。令我想到吉林石化分公司的情形：“中层干部不给报电话费还要24小时开机，随时抽查，如果两次没有接电话就免职，可怜一帮哥们洗澡拿塑料袋装着手机进浴池。……员工中流传：装置可以爆炸，衣服不能穿差，管道可以漏油，不能不拣烟头，仪表可以全停，不戴胸卡不行，工作可以不会，条例必须会背，设备可以出事，走路必须排队。”
这家刚刚于11月13日发生大型爆炸事故，导致百吨苯类化学品流入松花江的吉林石化，其总经理、党委书记于力被停职检查并接受调查，官员们同时宣称他“工作是努力的，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对爆炸事故的抢险处置总体比较得当，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和事故的扩大。”
但真相如何？让我们听听工人怎么说：
“中石化虽然说是国有企业，可是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剥削太厉害了，你还不敢提意见，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赶你回家……从2001年到2005年，吉化共爆炸16次，大型爆炸有4次（死10人以上），这次的爆炸，于力经理连个面都不出现了……”
“吉化可笑的事太多了，有时候你感觉是不是在文革时期啊。全公司开新年文艺晚会，必须喊口号，每个厂几百个人喊。103厂喊的是：于总是个企业家，吉化发展全靠他。104厂喊的是：于总于总我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爆炸的101厂喊的是……哥们忘了，反正也差不多，当时估计不少人一边喊一边起鸡皮疙瘩。”
这是一个怎样荒唐、卑污、堕落的非人世界！！！
五
工人创作的诗歌自然是无产阶级的诗歌，但是否表现出阶级意识，或表现为怎样的意识，则不能教条地对待。工人的诗歌不一定就成其为反抗之诗、革命之歌，虽然我们期待会是那样。我们期待更多激昂慷慨的号角，期待诗人以冲破牢笼的、桀骜不驯的思想和精神，不仅唱出被剥削者的痛苦和心声，而且鼓舞起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信心和勇气。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之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下被专政，并不是因为他们采取了集体的革命行动，归根结柢相反，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不足或被削弱，在种种客观条件下或在错误的路线和领导下被迫退出了战场，是由于他们政治主动性的消失和被压制。打破官僚化坚冰的力量恰恰在于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活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自身的民主要求。那些真真假假的领袖崇拜的根源在于工人对自身阶级力量的不自信。劳动者真正需要的，乃是彻底的、不断革命的纲领。
沉戈的诗，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的诗，自由之诗
我的诗，真实之诗
我的诗，时代之诗
我的诗，生活之诗
同时，因其坚定的劳动者立场和坦白的襟怀，而远远超出了日趋犬儒和无望的自由主义，也超出那些自限于“同情”工农而寄望于上层改良的新老左派。在他视野愈来愈开阔、抗争性愈来愈强的挥洒之作中，时代的影象映照得日益清晰，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地火倔强的运行之声，听到中国工人阶级脉搏强健的跳动。这里，我就引用一位朋友共勉的话来结束这篇文字吧：最好的诗是人民抗争所流的汗与血！（无稽）
一
把沉戈发表在“工人诗歌”论坛上的诗收集了打印出来重读一遍，感慨更深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代里特别的诗：有挣扎在底层的艰辛，有面对资本和权势压迫的深深愤怒和无奈，有“卖花女孩／你可知道／白色的绞索／黑色的枪声”这样悲情的浪漫；有“到广场上去，去流一些血”的呐喊和慷慨，有毛式斯大林主义统治下中国工人的失望、迷惘（偶尔调侃或自嘲）的心态……我自认为对这样复杂甚至矛盾的“心史”颇为熟悉，颇能理解，因为那追寻出路的迷惘也曾是我自己十多年来无法解脱的迷惘，尽管就年龄来说，诗人比我要大11岁。
沉戈显然是笔名。是折戟沉沙的意思吗？我不晓得。在简历中他近于颓唐地自称“是个老头”，但生于1961年者，按理仍算是中年。“原籍江苏，却在湖北呆了30余年，更不可思议地是在国营工厂也呆了近30 年，也一直在做工人（现正在等上岗通知）。才学会上网，写诗只是爱好，却也是不务正业。”由此推断，他应该是在70年代后期进的厂，并见证了国营企业的盛衰。为什么在国营工厂呆了近30年算是“更不可思议”呢？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诗人的经历来看，他是扎扎实实的底层劳动者。从诗歌的内容、心态、立场看，也是如此表现的，只不过同时保留了“诗人作家”的特别身份。比如他强调和寄望于“真正的诗人作家永远都是不合作者，永远都是社会批判者永远都是时代的良心”，是“永远的自由职业者”，“自由中国才是你们永远的水泊梁山”。敏感于当代意识形态纷争的人，当会一眼看出：这一类词句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口中，而不是老左派、新左派和毛派那里——这是沉戈世界观和艺术观的一个特别之处。
初读沉戈的诗，应该是他在2005年7月里发到论坛上的《女孩》系列吧，即《一个女孩》、《阳光女孩》、《卖花女孩》和《爱情女孩》。
一个女孩。浪迹天涯
青春的行囊。命运的步伐
穿越秋冬和春夏
……
一个女孩。四海为家
天空巨大的影子笼罩着她
她留给大地的是美丽的鲜花
那时候，我有点不能接受这样的“浪漫”。现在重读，我肯定是自己错了。那种“迷惘而又激情”（《爱情女孩》）、清新的情调近于八十年代的诗风，我应该比较熟悉才是。我想，正是这些诗歌，淬砺了诗人的语言和情感吧。
他在10月16日发上来的《打工季节》组诗，我当时读罢的感觉是似乎缺乏细节。如今重读，我想其实不尽然。《打工》之三、《三已桥181号》、《某天》、《独白》等诗仍然表现出情感和体验的细致。这组诗不是“自传”，我想，而是试图以自身的经历和理解力、想像力为另一部分工人代言，所以风格变得有所不同吧。不过，这里仍有着活生生的血泪、生活和梦想，只是常常以抒情出之，比如《打工》之二的末段：
我们行囊依然如洗
我收获的是岁月的风尘
是一种经历。一种命运
尽管前一节写到“被炒鱿鱼。或者／跳槽。今天的我／该去何处自我推销”这样具体的境遇，但结尾的用词的确显得空泛一些：岁月的风尘、经历、命运……
此外，阴差阳错地，先前我也没有认真读过《起来》这首理当激赏的诗：
不要躲进自我
关门反省
我们是无罪的
也不要隐居深山
与古寺为伴
人心不是石头
我们要到广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被压迫者
发出愤怒的吼声
让我们象人一样
活着
或者死去
让我们滚烫的血
染红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红权势者
贪婪的嘴
我们
牛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戏弄
我们
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要到战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我们鲜红的血
染红硝烟卷裹的
旗帜
我对许多不同语言和风格的诗歌都颇为亲近，但厌恶不痛不痒之作，偏爱反叛者的诗，尤其那些能令人振拔而起的诗。但是，反抗什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这些曾一直令我犹豫。在沉戈的这首诗里，他声明要反抗的是“我们／牛马般被奴役／猴子般被戏弄”的生存状况，矛头指向“权势者贪婪的嘴”。就已经达到的情感与思想的结论来说，表现得非常有力：革命的吁求喷薄欲出。诗人还肯定道：“我们是无罪的”。这“我们”，就是“被压迫者”。诗人要推掉权势加在被压迫者身上的诬词，自然也不认同基督教的原罪，佛家的报业，或自由主义的“人性恶”观念，而是肯定反抗的正当性，继而激发被压迫者的决心和意志。
在长诗《致入户增城的十位诗人作家的一封公开信》中，诗人就“十位打工诗人、作家落户广东省增城市”的新闻发表了寄望与劝诫。他显然极敏感于权势的招安：
公安局长亲自给你们上户口
一市之长亲自批示，还给你们
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入户仪式
表面上，由于诗人的急切和忧虑，整首诗大部分写得非常散文化和口语化，结尾近于粗糙。但这种粗糙更显出草根本色，以及诗人的寄望之殷切，而情感的热烈起伏和思想的敏锐激进则造成了韵律的激荡。他“代表千千万万个打工者”向这些“同志们”表示“祝贺”和“敬意”。当然，这只是铺垫，是为了提出有时尖锐有时苦口婆心的劝诫：“不知道以后你们还能不能秉笔直书，我行我素，自由自在了”——
商人倒是会抓住商机，会做广告
汤码电脑公司送给你们每人一套输入平台
可别用它去歌功颂德溜须拍马趋炎附势
俺们打工仔打工妹还等着看你们的新作呢
俺们从受压迫受剥削的车间下班回来
狼吞虎咽吃了晚饭，假若今晚不加班
也没有了其它的事，倒在脏兮兮的床上
顺手抓起一本脏兮兮的杂志
哇噻，上面有你们的大作耶
你们更多的大作，俺们至今还无缘拜读
听说都发表在神圣的国家正规刊物上
另有一些散发在民间的非法出版物上
……
“俺们从受压迫受剥削的车间下班回来”：虽然带一点点恢谐，也不表示诗人在向《资本论》靠拢，但就词义的使用来说是严肃的。他希望这些“同志们”继续承担“打工”一词的全部重荷，因为——
这个词就是真实的苦难就是坎坷的命运
就是永不磨灭的梦想就是在社会的最底层
就是永远流不完的流水线就是临时的出租屋
就是加班加点就是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就是苦累脏乱差就是有毒有害有危险就是
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劳动保护没有生存保障
就是贫穷耻辱就是艰辛困乏就是冷漠仇恨
俺们也想迁徙自由，想诗意的栖居
俺们也想人格平等，有尊严的工作
俺们还在奋斗着挣扎着还在混着
……
尽管如此，作者并不沉溺于“弱势”者的自卑和自怜，而是上升到反叛者的改造社会的梦想：“这将是一个冲破千年黑暗，奔向平等自由的新世纪的前夜”。
平情而论，诗中作为武器的思想和信念是接近于自由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的。但是，假如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就算完事，我们将错失一个有益的、可以较为深刻地看待现实的角度，和探测工人群众脉搏的珍贵时机。把这种现象放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来考察，揭示其因果，探讨其得失与方向，要有意义得多。
二
2005年9月19日，诗人杨春光因脑部再次出血，于凌晨三点去世。绳子兄在论坛上发布了这一消息，并转载一位自号为“鲁迅左派”的“穷教书匠”槟郎写于2003年底的文章《“为人民写作”的诗人杨春光》。之后，绳子兄发表了一首纪念诗，沉戈也于2005年9月25日发表了用垃圾派的词汇和手法写下的追悼诗：《无题——悼杨春光》，诅咒“这个虚伪的祖国，罪恶的国度……贱逼傻逼装逼的祖国”，以及“那些正人君子，养尊处优者，道貌岸然者，那些王八蛋们……识时务者”，赞美“绝不投降的黑奴之头”。《我的墓志铭》也打着相似的风格印记：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的良心被狗吃掉了
我的肺叶被空气污染了
我的双眼被金钱迷住了
我的生产资料被共产共产了
我的天赋人权我的生而平等
我的自由意志被代表代表了
连我的鸡巴都被婊子承包了
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醉生梦死
只剩下一堆破铜烂铁垃圾破烂
只剩下一颗腐蚀的镙丝钉
还死死地锈在一架腐败的机器上
还死死地往网上帖诗
删除也帖屏蔽也帖
坐牢也帖枪毙也帖……
对杨春光和垃圾派的评价引起了我和一位毛派网友的论战。这且不提。凑巧的是，一年多前我跟杨春光打过一次笔战。更早的一次，我提过杨的帖，为他那看起来甚为急进的“反抗强权”的姿态。打笔战的那次，则是以我的社会主义观念来批判他的自由主义论点。我有几个跟杨春光打过交道的朋友说，杨做人很差劲，云云。但我毕竟没跟他交往过，无权以此褒贬其为人，加之又听说他受到过迫害——沉戈诗里也提到杨被警察盯梢——更觉得应该在言辞上尊重对方。所以论战虽然激烈，但只谈道理，完全不涉人身攻击。末了杨对我表现得颇敬重，还称赞我的诗；我对杨的极度教条的自由主义观却大为失望。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真可怜。他写了许多许多的字，但几乎都没有触及社会。对，千言万语，都没有社会内容也没有历史内容，只有形而上学的‘自由’、‘人性’、‘和平’、‘暴力’。你和他讨论了那么久才结束，真有耐性！……对，如果答覆他，其实也只是写给一般读者看。”
我把这些论战帖整理了发在坛子上。我还想起另一位自由主义朋友，他在跟我交谈许久后，仍然不相信我这样一个激烈的“民间”“反抗者”竟然会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反抗强权当然就要从否定共产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做起，难道1949年至今的一切灾难不该由这套理论及其发明者、实践者负责吗？难道“左派”、“革命”、“阶级斗争”等等概念不是早该送到历史的火葬场去了吗？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余世存的《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余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为民工所写的这首诗不论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而言，都属佳作。虽然严格来说，还只涉同情，未及抗争。
同样，沉戈持以反叛的武器，多是借助于自由主义的。而自由主义，不论在毛派、老左还是大部分新左看来，当然是反动的。不过在我看来，最可悲的是，这些老左新左和毛派，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官僚层，在“民主”、“自由”、“人性”、“人权”及国家观等方面同自由主义者相比，往往反动和倒退得多。他们不是把这些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化、激进化、革命化，反而避而不谈，或是报以两声“虚伪、骗局”的讥诮，就迳自回一党专政的狗窝里睡觉去了。有一位左派朋友引用《*宣言》，把这些人称为“屁股上盖着封建纹章的社会主义者”，实在入木三分。诚然，作为保守右翼的官方及“民间”新自由主义者，其目标只是“大市场，小政府”，谈及民主最多只是做做意思。一般的“民间”自由主义者则大抵上有鲜明的反抗强权的态度，这使他们跟那些惯于眼光向上，声嘶力竭忠言进谏的左派相比，表面上要独立得多，激进得多。虽然话说到底，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避忌“革命”和“群众运动”。把反叛者诬为“暴民”的论调就不谈了，当朱学勤宣称“改良的速度必须快过革命，才能避免革命”，当秦晖论证1905—1917年间俄国知识份子对社会的消极态度导致后来争相以激进主义讨好民众，最终酿成布尔什维克上台，旁敲侧击地警诫中国知识份子时，我们应能听出，前者无非是“进谏”或威胁的一种，后者亦不把社会改造的力量寄望于劳动群众。可以说，“自由主义的激进能量”——我曾想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所谓“（新老）左派”力量的保守、反动、奴颜婢膝相比之下的精神落差。
沉戈由于写诗的缘故，于是进入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氛围。我要说，在这些方面，沉戈之倾向于自由主义而非毛主义、国家主义，乃是他的优秀之处：他从自己、也从自己所属的整个底层劳动者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亲身经历体会到“官僚社会主义”是如何践踏人的尊严和个性，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以至完全控制人民的生活。在使用“主人”和“主人翁”这类词的时候，他没有被虚假意识所惑，而是抱以愤怒和讥笑，把“主人”这个尊称留给那些当官的去受用（“我不是主人。在国营工厂，主人在升官，在发财……”）。他的觉悟明显高出一般的国企工人。他清醒地认识到“转型”的过程之于国企工人，乃是一个从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到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坚定的草根本色和劳动者立场，使他的激情和思想常常超出一般自由主义的框限。他所强调的“平等”、“自由”、“民主”虽然面目还不够清晰，但是对中国的劳动人民来说，难道不是仍然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吗？！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们在早年的抗争中接受的是教皇的祝福，唱的是圣歌而非国际歌，但他们的吁求仍然是正义的、进步的。难道列宁会把1905年捧着圣像向沙皇请愿的俄国工人斥为“反动”？难道马克思会因为巴黎公社起义的领导者是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而冷眼旁观？波兰人民曾经说过的：跟*谈共产主义，那是对牛弹琴。同样，沉戈之不相信乃至嘲讽共产主义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是一面早已被玷污，并且继续被玷污着，惟有以真正的革命者的鲜血才能将之洗清的一面旗帜。
那么，假如沉戈有时高呼“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甚至有时陷入茫然，又有什么奇怪呢？曾经在乌有之乡网站读到一位叫沈鉴华的作者所写的文章，说我们国企工人在文革中被煽动去夺取上层建筑，但在现实中其实连经济基础都占据不了……他的头脑比毛派和新左派清醒的多。然而，与这种找不到出路的清醒相伴的，却是深刻的悲观。我所看到的最能表现出工人阶级觉悟的一句话“我们工人在历史上翻过天，将来我们还要翻天！”（浙江某个被瓜分的国企的工人），却多多少少建基于对中国革命史的误解，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三
沉戈作为劳动者，同时作为“不务正业”的诗人及知识份子的特殊“身份”，其态度和矛盾，在混杂写成的《我的梦想》一诗里，表现得颇为明显。
他半幻想半玩笑地宣告：“我的梦想是办个诗人企业，专门招聘那些下岗的无业的破产的诗人”，“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打工者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后我写诗，成为一个诗人”。不过，“在一个商品化的伟大时代”，不要说“办个诗人企业”，就是做个诗人，也有其特别的麻烦：诗只能是送给爱诗者的轻如鸿毛的礼物，无法发财，甚至无法“养活自己”；诗人有其“经济基础”，要吃饭穿衣养家糊口，等等……不过，诗人有可能侥幸躲过权势的收买，保存其创作上的自由。
这样的想法是很可商榷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也正因为写诗不是一种职业，诗人也才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和光荣”。但认真说来，这种“自由”并不是诗人争取到的，而是被迫“获得”的，根本算不上能够发挥其个性的“积极自由”，诗人的光荣并不在此。至于“失去了投身市场的勇气和能力”，我觉得用来批判“作协文联里的鸟”，并不是切中肯綮之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诗人作家在“投身市场”的过程中变得可耻或无耻——归根到底，市场并非强权的敌人或解毒剂，获取个性的道路在于自由和独立的思考，在于批判精神，但不在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或刻意地自居边缘。
就诗歌的内在逻辑说，从诗人的“经济基础”跳到“共产主义理论”和“消灭私有制”，显得颇为唐突，不合情理。但谈谈接下来几句所透露的困惑矛盾却是有益的：
……无产阶级
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将是锁链
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可有谁来做国王或皇帝呢
当然还是打天下者坐天下
按功行赏，论资排辈
还是天有十等人有十份
这里我们触摸到劳动人民在激发其反抗意志时所遭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障碍：消灭等级制似乎是不可能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治社会或者“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要么还被当作陈词滥调、骗局或笑话搁弃一边，要么听来难以置信，要么还不曾进入意识之中；革命被看成“打天下”，“打天下者”当然还要“坐天下，按功行赏，论资排辈”，“无产者还是一无所有”……革命挫败和变质的经验像一副沉重的枷锁，依然困扰着被剥削被压迫者：
在国营工厂在人民公社
在成为了一个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诗人何在？诗人又何为？
而现在又是一个没有坐稳的时代了
国营企事业单位在改制农村在改革
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在私有化
诗人忧虑乃至厌恶地望着私有化的滚滚浪潮，但不知如何是好。到了诗末，他呼喊出自己的梦想，尽管并不清楚怎样才能达成，但仍然是一个合理的、美丽的梦想：
也只有在一个人人都有工作也必须需要工作
并获得了工作的尊严工作的价值工作的自由的时代
一句话，也就是在一个人成其为人的时代
这个世界才是诗的世界
才是诗人的天堂
我的梦才不是梦
不是梦哟
在我看来，这样的梦想是非常朴素的，超乎被社会分工和意识形态所限的诗人知识分子们的幻想。一般诗人很少会谈及“劳动”、“工作”。沉戈却自豪和执着于“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态度，虽然在《国营工厂》组诗的第一首《时代》中，他刻划了对“劳动”的另一种心态：雨后初晴的、黎明的“新”太阳令诗人有到原野去的冲动，但皮鞋却准时地把他载去车间，去按动开关，摇转手柄——光荣的劳动同时是一件苦差事。其实，这两种态度之间所以存在矛盾，只是因为劳动一直是被强迫的劳动，不论是在“为了钞票”的现实压力下，还是在“为了四化”的政治说教和鼓动下。并且，长久以来，劳动者不是劳动得太少而是太多，从而压抑了他们其它方面的需要与能力，对劳动的需要和对闲暇的需要是同样合理的，并不必然冲突的需要。
我深信诗人的这一梦想终必达成，在“自由身上洒落下革命的汗水”之后。
四
读到沉戈在2005年11月5日发出来的《国营工厂》组诗，我有些惊讶。能够以“国营工厂工人”的心态，全面而又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置身其间的处境和氛围的诗人，我几乎没有看到过。
关于“国有制”或“国营企业”的是非，是我们时代的重要话题，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战场。官老爷们、专家学者们、自由派知识份子们把它当作失败的“试验”和过时的废物，不断地嘲笑它，诬蔑它，或抱以叹息：“大锅饭”啦，“低效率”啦，“人浮于事”啦，等等，结论是：用“私有化”注入“活力”，通过劳动者的相互“竞争”提升“效率”。毛派、新左派知识份子和在一浪接一浪的私有化潮流中被买断、下岗的工人则开始不断地捍卫它，并且揭露：国企并不必然亏损和低效率，恰恰是引狼入室的新自由主义走资路线和管理层的无能颟顸、贪污腐败毁掉了国营企业！
我完全认同这样的反击。生产资料国有制是社会革命的成果。“国企低效”论则掩盖了官僚特权，把他们的无能和罪恶所应负的责任卑鄙地推卸给所谓“吃大锅饭”的工人。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反对毛派和新左派对旧时代的美化。他们声称那时有所谓《*宪法》之类的“经济民主”，结果，同样把官僚专政的现实掩盖起来了——对国企工人的觉悟来说，这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的机会。正如恩格斯所言，工人阶级从任何地方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需要表现为“一贯正确”，需要文过饰非、美化现状和自我陶醉的决不是工人阶级！
我相信，在工人中间，对国企肯定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态度，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态度，而且，不论肯定或否定，从工人的角度出发，都可以发现其合理性。一位下岗后靠摆书摊维生的中年妇女曾对我说：“唉，公家单位，做好做坏一个样，没有积极性，后来就倒了。”当交谈深入下去，事情就清楚了：厂子倒掉是因为厂长挪用公款去买房，而且设法私自把厂子和地皮转手，她丈夫仍在联合厂里的其他工友进行“维权”斗争。我常常想起这类的事：当权者加在国企工人身上的诬词（“大锅饭养懒人”等等）和工人的经历体验何以如此混淆在一起，并伤害着工人自身？
我曾经同深圳某外资厂的一位模工师傅有过简单的交谈。这是一位接近退休年龄的中年妇女，原西安市某国企下岗工人。私企对待工人的冷漠无情令她寒心，而且“什么保障都没有。工资也不高，深圳的车费、物价那么高，我们厂里那些打工妹都是靠省吃俭用存一点钱，寄给家里。”她谈到，国营企业里工资少，但是对工人的保护要比独资、合资企业好。“要说厂里的问题，那也有，办事拖拖拉拉，盖很多印，要走后门”。末了，她几乎有点鼓起勇气似地对我说：“我相信国营企业假如管理得好，肯定比外资企业有前途。我支持社会主义。”
沉戈的经验则并非如此，但他所描述的情形和心态，我相信大部分国企工人必能感同身受。
从诗里可知，他的“文字生涯”是从一篇东拼西凑，抄袭大报的广播稿开始的，原本只是应付形势、完成车间主任交给的任务，想不到因此“挣了半天工时”，“还挣了笔稿费”。之后，逢重大节日或某种政治形势需要，他常常受命写“赞美文章”：“让一切反动派发抖吧，我们昂首阔步向前进”——这样的内容明显是过去时代的。“狠抓落实促工作，满怀豪情迎佳节”的适用性则更宽泛一些。这里“也有是真心歌颂的／有些是因为惧怕／有些是取悦领导有所求”。但总的来说：“谁都知道这是表面文章／领导也知道。”
官僚专政下的——必须尽可能地在一切场合强调这一点——国营企业的氛围正是如此。官僚同工人的关系与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是颇为相异的：他们控制着，但并不占有国家财产；作为统治者他们垄断一切权力，害怕工人的政治主动性和民主要求，而作为国企的寄生虫他们还必须“依靠”工人，并且不能随意开除工人，直到通过私有化奠定了新的权力基础……。在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企业里，工人中间流传的一句话颇为恰切地刻划了这种关系：“他们装作给我们付工资，我们装作给他们干活。”总之，上上下下都在心照不宣地欺瞒，做“表面文章”。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是“潜规则”。
《那年头（之一）》，当上级领导莅临视察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工人们，被派去割围墙里的草，“虽然是社会主义牌的”——诗人揶揄道：
那年头我们在国营工厂
高大的围墙。庞大的厂区
社会主义的草在疯长
我们时常放下手里的活
开始割草。就是说
又有检查团。上级领导
莅临视查指导工作
看样子他们也不喜欢
野草飞长。虽然是社会主义牌的
厂长、书记发号施令
主任、组长指手画脚
我们割。我们割。我们割
一割奴隶主义的脖颈
二割封建主义的腰身
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我们收获社会主义野草
还有共产主义的思想
我们没有失去锁链
我们也没有获得整个世界
“我们割。我们割。我们割”显然套用了海涅《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的“我们织。我们织。我们织”。对革命之诗的变奏，自然也是对变质的“革命年代”的反讽。从现象看，这些情形可谓司空见惯，更离奇的也所在多有，但司空见惯的压抑并非就不是压抑，不是折磨。诗人愤懑地喊道：我们没有失去锁链！我们也没有获得整个世界！
这是工人阶级正确的本能和反应，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愤怒、迷惘和消沉。
这苦闷的质疑当然针对着现实，也必然要针对着历史，针对着思想。所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幅图景吗：工人在各级官僚干部的发号施令和指手划脚下，大做门面功夫，或动则得咎地自我批评？这一切为了谁？为了什么？
《那年头》不是“这年头”，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也就是国营企业的“兴盛”时代，是毛派新左派称之为近于“经济民主的后福特管理制”的时代。那以后直到现在的国营工厂又如何？在这“商品交易的文明时代”，在工人们的“铁饭碗”给砸烂而干部们却获得中央为“搞活”而下放的权力，把铜饭碗换成银饭碗再换成金饭碗最后连锅端走之后，“资本主义尾巴”自然不再割了，但“厂长发号施令，主任、组长指手画脚”的情形究竟已改观，还是变本加厉了？我们再看看《国营工厂（之一）》：
国营工厂像个国家
一国之君是个皇帝
天生的龙种。把任命
自己的上级喊爸爸
皇帝之下，又有文武百官
设处建部。下各类办公室
官僚之下，又有主人翁
一千。各工种不同
各背景关系亦不同
你说国营工厂居然亏本
这绝不可能：成本、利润
收入。都是数字游戏
产品国家包产包销。垄断
是红透东方的皇家商标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你的错误在于太天真，又
太认真。居然贴出大字报
要民主选举，要市场经济
流放地设在铸造车间
可你觉得这里不错。但
好景不长，你又被停岗
息岗。待岗。离岗。下岗
名词很多。文件也很多
一棵大树已被蛆虫吃空
一块腐肉上面爬满蛆虫
拍拍屁股走人。国营工厂
我只是先走一步。再也别见
这无疑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诗人非常简洁地刻画出企业里等级森严而又繁杂的官僚架构。在这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于生产管理：“成本、利润、收入。都是数字游戏”。也就是说，干部们并不需要操心，也不需要负责。反正它有“垄断”地位，“产品国家包产包销”。
针对前者，沉戈提出“要民主选举”，针对后者则提出“要市场经济”，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在“小报抄大报”的“那年头”，作者还能意外地、容易地挣到工时，真到了说出意见和不满的时候，就被流放到铸造车间，终而停岗，下岗。《黑名单》一诗写到具体的情形，领导决定让一批人下岗，虽然早已内定，却仍装模作样地“又要笔试又要面试”。此其时，蛆虫们已经吃空了工厂。沉戈厌倦地，几乎是恨恨地“拍拍屁股走人。国营工厂，我只是先走一步。再也别见”！
诚然，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要民主选举”是工人阶级正当而迫切的要求，“要市场经济”说到底并不利于工人。集体参与、民主制订的计划经济才能令生产真正符合人民的需要。但这里首先涉及的是言论自由问题：一个工人无权提出异议的企业和国家究竟是谁的企业，谁的国家？从群众的心态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当官僚集团推行市场经济，把他们的教条和经文的辞句从“抓革命促生产”换成“找市场不要找市长”——其官腔则不变——的时候，人民的反对之声会如此微弱。这当然不是工人之愚，或人民之罪，是因为旧体制太令人失望，但在人民的视野中并未有别的替代选择。
“国营工厂像个国家”，那么，诗人把自己的愤怒和讥讽往上推进到官僚体系的巅峰，乃是意料中事：
其实，在中国最难的是
皇帝君主。他们昼断狱
夜读史。他们也想
还政于民，泽恩于民
只是国情不同嘛
中国人素质太低
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高
现在还是初级阶段
——《国营工厂》(之二)
尽管官僚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跟封建时代大为不同，但在中国的情境之下，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颇惯于这样的类比，包括统治者自身。诗人对皇帝君主决无半点敬意，对一切权势亦唯有蔑视——
本人就是不好看权势者的脸
本人就是爱看看老婆的脸
再揽镜照照自己的脸
“好头颅，谁当砍之”
——《国营工厂》(之三)
而在金字塔的底层，人民又是如何的呢？——
现在我们才真正懂得
做一个中国老百姓
是多么容易，多么满足
只要能有碗饭吃
就是我们最神圣的自由
——《国营工厂》(之二)
这里既有对当权者把人权窄化为生存权的嘲讽，也暗含着作者“怒其不争”的焦虑。
然而，在每下愈况的处境中，不管沉戈对国营工厂如何地深恶痛绝，但求得一份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一年后，“感谢领导／给我安排了新的岗位／官方称是厕所管理员／朋友开玩笑说是所长”，接着又到库房值夜班，一年要上365天班，“主要任务是防盗”，也忍受着领导用匿名电话进行的侮辱性查岗。在组诗之外的另一首诗《我的长征》里，他详细写到自己值夜班的情形，写他跑到动力车间的空压机房，在空气压缩机巨大的轰鸣声中构思一首诗，以此为起点，展开他愤怒的、惊人的、荡气回肠的抒情：
……一首诗它是沉默的
是无能为力的，是可怜可耻的
是假公济私的，是不务正业的
是开小差的，是干私活的
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是资本在原始积累是国企在倒卖在转手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让农民破产让更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是让工人下岗让他们先穷下去
是在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我在做着一份黑白颠倒的工作
是在一个巧取豪夺的年代
我在做着一个防小偷的巡逻工
我走过灯火通明的机加车间
走过霓虹闪烁的总部办公大楼
我没有抓到什么小偷小摸什么国贼大盗
甚至没有什么顺手牵羊什么杀人放火
现在是和平年代是太平盛世是安居乐业
没有五岭乌蒙没有金沙大渡没有雪山草地
头上没有敌人的飞机狂轰乱炸
地上没有敌人的日夜围追堵截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企是工厂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个巡逻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尽头
就象一首诗，也已悄然写完
《信息时代》写的是一种正在普及中的、“随时随地控制你”的新手段：单位领导——沉戈直呼他们为“统治者”——要求“下班也必须把手机开着，如果通知加班或有其它什么事，必须随叫随到”。令我想到吉林石化分公司的情形：“中层干部不给报电话费还要24小时开机，随时抽查，如果两次没有接电话就免职，可怜一帮哥们洗澡拿塑料袋装着手机进浴池。……员工中流传：装置可以爆炸，衣服不能穿差，管道可以漏油，不能不拣烟头，仪表可以全停，不戴胸卡不行，工作可以不会，条例必须会背，设备可以出事，走路必须排队。”
这家刚刚于11月13日发生大型爆炸事故，导致百吨苯类化学品流入松花江的吉林石化，其总经理、党委书记于力被停职检查并接受调查，官员们同时宣称他“工作是努力的，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对爆炸事故的抢险处置总体比较得当，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和事故的扩大。”
但真相如何？让我们听听工人怎么说：
“中石化虽然说是国有企业，可是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剥削太厉害了，你还不敢提意见，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赶你回家……从2001年到2005年，吉化共爆炸16次，大型爆炸有4次（死10人以上），这次的爆炸，于力经理连个面都不出现了……”
“吉化可笑的事太多了，有时候你感觉是不是在文革时期啊。全公司开新年文艺晚会，必须喊口号，每个厂几百个人喊。103厂喊的是：于总是个企业家，吉化发展全靠他。104厂喊的是：于总于总我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爆炸的101厂喊的是……哥们忘了，反正也差不多，当时估计不少人一边喊一边起鸡皮疙瘩。”
这是一个怎样荒唐、卑污、堕落的非人世界！！！
五
工人创作的诗歌自然是无产阶级的诗歌，但是否表现出阶级意识，或表现为怎样的意识，则不能教条地对待。工人的诗歌不一定就成其为反抗之诗、革命之歌，虽然我们期待会是那样。我们期待更多激昂慷慨的号角，期待诗人以冲破牢笼的、桀骜不驯的思想和精神，不仅唱出被剥削者的痛苦和心声，而且鼓舞起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信心和勇气。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之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下被专政，并不是因为他们采取了集体的革命行动，归根结柢相反，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不足或被削弱，在种种客观条件下或在错误的路线和领导下被迫退出了战场，是由于他们政治主动性的消失和被压制。打破官僚化坚冰的力量恰恰在于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活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自身的民主要求。那些真真假假的领袖崇拜的根源在于工人对自身阶级力量的不自信。劳动者真正需要的，乃是彻底的、不断革命的纲领。
沉戈的诗，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的诗，自由之诗
我的诗，真实之诗
我的诗，时代之诗
我的诗，生活之诗
同时，因其坚定的劳动者立场和坦白的襟怀，而远远超出了日趋犬儒和无望的自由主义，也超出那些自限于“同情”工农而寄望于上层改良的新老左派。在他视野愈来愈开阔、抗争性愈来愈强的挥洒之作中，时代的影象映照得日益清晰，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地火倔强的运行之声，听到中国工人阶级脉搏强健的跳动。这里，我就引用一位朋友共勉的话来结束这篇文字吧：最好的诗是人民抗争所流的汗与血！（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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