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依靠工人政权，能实现起码的改良吗？
——韩国工运的又一大教训
1987——1990年阶级斗争激化时以及此前，绝大多数左派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也就是说大多是坚持“两阶段革命论”[23]的。韩国斯大林主义者的两派，亲朝鲜金正日的民族解放派（NL），以及亲苏联东欧的人民民主派（PD），实际上就是所追随国家的官僚阶层海外支部，而并非韩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因而在苏东剧变后，“PD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瓦解了”；而NL派至今还在紧随朝鲜官僚层的指挥棒[24]。需要略微指出，前苏联东欧和至今仍在的朝鲜属于被官僚专权阶层统治的工人阶级国家，之所以说它是工人阶级国家，是因为它们仍然坚持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由此具有社会主义的历史前途。官僚专权阶层能够为了自保而暂时保管工人阶级的财产制度，也能够为了自保而出卖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摇身变为资产阶级、尽管有可能面临群众起义的危险（正如中共官僚集团在1980年代后期所做的那样），一切因具体条件而变。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官僚阶层正在效仿它的邻居向资本主义蠢蠢欲动[25]，在它向资产阶级开放越来越多特权的同时却死死压制朝鲜工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真正关心朝鲜工人利益和国际劳工解放事业的同志应该对朝鲜现政权持独立的批判态度。朝鲜半岛的民族问题只有靠朝韩两国工人大众的共同奋斗建立起本阶级民主管理的统一政权才能解决，靠官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两种社会制度的拼凑调和都是不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事实上金正日正倾向把朝鲜当作他个人的财阀同南方的财阀做交易。
目前，从韩国民劳党中能看出各种不同的倾向，主流的，有NL、议会主义、社民主义等。据说不久前民劳党内占四成势力的“平等派”对NL大加批判，主要是批判其亲北路线、多数民主霸权。另，在党外有对议会主义的批判和关于运动形式的争论。[26]在这些主流左翼的理论流派和批判中，竟然看不到一个以建立工人政权为目标的观点[27]，这似乎很符合当今韩国的改良主义大气候。可是，工人不依靠自己的政权，能实现起码的改良吗？
1987——1990年韩国激进工运实际上在1989年就开始退潮了。1989年春，政府集中警力大规模镇压了凤山金属公司、汉城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P238）。1990年初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刚组成时大多数领导人已在牢房里，或躲藏起来了。政府迫害加之小企业因经济危机遭受的打击，使其在成立后一年内损失了团体会员的48%和工会会员的45%（P238）。
其后，韩国资产阶级及其国家采取了多种方式进一步侵害工人阶级利益，总结如下：
1、“恩威并用”，给工人的工会以小恩小惠，从而有效地将工会限定在了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一方面修改法律使工会结社和集体谈判更易于进行，另一方面依然不允许同一企业建立多个工会和第三方介入工会事务，以图将工会控制在单个企业内部，并防止形成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分庭抗礼的全国性工会。同时利用压倒性的物质和文化优势在立法、司法、舆论、游戏规则上限制工人的罢工权。
2、对工人阶级的分化，以及利用这种分化进行更大更多剥削。那些曾经发生了最激烈工人斗争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投入相当大的资金，用于实施教育计划、休闲俱乐部和其他群体活动、节日、歌咏比赛、休养、工会领导人国外游等……还在不同等级身份人员之间培养团队精神和家族成员的意识”（P242）。1987年后大企业还竭力向工人提供住房补贴、上下班班车、医疗保险、孩子学费补助、丧葬费和其他与家庭有关的补助。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方面大企业工人与小企业工人之间形成了重大的经济差异。其二，“那些受到长期雇佣、得到法律契约和工会保护的工人与那些非长期性雇佣、工作不稳定和很容易遣散的工人之间的分野”也越来越大，而非经常性就业工人（日工或临时工）在1999年占全部就业工人的一半以上，实际数目还要大，因为政府统计排除了雇员5人以下的小企业。“另外，很多被归类为全日制雇员的工人可能只是签订了短期的劳动合同”（P259）。其三，女工和男工之间的差别也扩大了。因为妇女是弹性就业战略的主要受害者。国家的弹性劳动政策（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政策之一）无疑使得老板们能更疯狂地剥削压榨非经常就业工人（包括越来越多的国外移民工人）、女工和小企业工人，从其中的比以前更大得多的利润中抽出一小部分用作掌握着社会经济最大力量的大企业工人的福利，从而尽力驯化整个工人阶级队伍。
3、资产阶级社会（包括稳固化的领导岗位）对工会领导人的物质利诱和驯化。“很多雇主尽管憎恶工会，但也开始接受工会……他们不再企图摧毁独立工会，而是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P241）。其结果是造成了工会的不断快速的官僚化，使当初一些最富于斗争精神的先进工人成为腐败堕落的官僚。如韩国左翼所批评的：“那些领导了1987年罢工的勇敢的基层活动家后来成为了韩国工会联盟的领导层。但是最近联盟的代理主席和现代汽车工会和KIA汽车工会的领导人，这两个工会都是联盟的重要成员，都因行贿和腐败被捕。除此之外，许多联盟的领导人，放任右翼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改革方向。比如，拒绝保障不规则就业（偶然的和临时的）工人的权利。所以现在基层对领导人存在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领导层独立行动”[28]。这对于韩国工运来说是惨痛的损失。
另外资产阶级还通过自己阶级的民主政治来收编招安工会领导层。为了让工人阶级为严重的资本经济危机买单（资产阶级从来都是自己少赚钱了就让工人来勒紧裤袋），金大中政府1998年初建立了“劳工—管理方—政府”三方组成的机构，其间得到了民主劳总领导层的支持，通过了劳资妥协的“三方协议书”。不难理解，普通工会会员对这种上层腐败的做法抱有强烈不满。更大的影响是在资产阶级的选举政治方面，资产阶级的选举花招早已把主流左翼政治搞得天昏地暗了，民劳党本身就是个选举型的改良主义政党。对于衡量阶级力量对比和党派的价值，选举政治只是一种有限的方法，近来民劳党为选举失利进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本身就说明了该党内各派别其实都是半斤八两，早已深陷“选举主义”泥潭无法自拔了。
1996年底通过了旨在给予资本家以更大社会经济权力（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的新劳动法，这立即引发了直到1997年初持续三个多星期、大约300万名工人参与的高度组织性和团结性的总罢工，但却没有什么结果，令人惊讶（P249——P252）。具海根如此解释道：“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和韩国在其中的地位不断恶化的影响，在最初造成了这次劳动市场改革的结构动力。而正是全球经济的迫切需要及其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预先决定了韩国1997年这场总罢工的结果。……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设定了韩国劳工力量在反对资本家和国家方面不能超越的限度”（P251——P252）。但是，具海根其实没说到根子上，反而说了一堆荒谬的话（照他的逻辑，面对新自由主义肆虐，工人只能乖乖地坐以待毙）。根子其实就在于韩国工人没有自己的政权，因而不能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造。所谓“经济现实”——目前的全球现实生产力足以创造人类普遍过上较好生活的财富，但追求利润率至上的资本是不可能为满足大众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要造成更多的饥饿、瘟疫和人吃人的血汗工厂才能维持自身。所谓“霸权意识形态”，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剥夺了资本物质基础，那个意识形态就一文不值了。
当代韩国的主流左翼观点是把韩国看作某种程度的帝国主义殖民地，把反帝作为当前工人运动主要任务。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不仅没有使韩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更进一步，反而更紧密地协助韩国资本与国际资本勾结（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亦步亦趋、维持驻韩美军、签定韩美之间的新自由主义经贸协定、配合美日的反朝反共攻势等等）；以自己政权为靠山的韩国资产阶级不仅不肯向整个战斗的有组织工运作一丝一毫的让步，反而（在设法利诱驯化部分最具斗志的工人群体之同时）更变本加厉地压榨大多数产业劳工。在现代阶级斗争史上，韩国工运第N次证明了不以工人政权为历史目标的革命工运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管反帝也好，民主改良也好，都无法实现。
毫无疑问，只有充满阶级活力的工人政权——因而这样的政权必须是实行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才能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已稳步完成走资的中国和正向资本主义蠢蠢欲动的朝鲜这些事实就足以打破斯大林主义者们的神话——压制工人民主和独立阶级意志的官僚社会主义政权无法保证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事业。只有坚定不移地向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前进才是出路，这就是结论。
五、韩国工运与中国工运
要通过理论和历史论证推导出“只有靠工人政权才能完成反帝和民主改良”并非难事，但要使工人阶级的战斗部分把握住这一革命思想并在纷繁变化的政治形势中坚持理论、政治和组织的阶级独立性，却需要千锤百炼的阶级意识和斗争实践。1987年韩国工运风暴掀起后几年，一小拨人群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理论（这是一个名为“All together”的组织，隶属于以英国社会主义工党为核心的国际托派组织IST即“国际社会主义潮流”；这个韩国托派组织1990年初创时有100多号人，历经警察迫害的地下斗争后参与了创建民劳党，2002年后的反战运动使它从300名成员增至2005年的1200人，在2007年一次选举中提出参选某重要国家职位的候选人得到了18%的选票[29]）。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此种理论认为当代资产阶级民主失去了历史进步性，只有建立民主工人政权才能解决一切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将朝鲜这样的官僚化工人国家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加以政治敌对，恐怕将使追随IST韩国支部的群众在国际资本与社会主义朝鲜（尽管是官僚专权的）之间的阶级对抗中陷于政治失利和被动。不过，更大问题或许在于该政派参与创建左翼改良主义的民劳党这一实践本身已使其政治命运迷茫混乱。另外该政派推崇从反战运动和学生“时政沙龙”中吸纳新丁，反映出走在理论战线最前列中的这部分人群不仅仍未吸取韩国阶级斗争“政经分离”教训，倒是先赶上了“多元社运”的国际左翼机会主义时髦。
一定会有人说，你这样看待韩国群运先进部分未免太苛刻、太绝了吧？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唯一（注意：是唯一）值得看重的社会变革力量在于工作场所的无产者，在于社会生产中枢的物质力量及相应的极大精神潜质；惟有依靠基于独立政治路线的广泛的产业扎根（哪怕暂时只有极少数阶级战士），才可能发掘出深藏无产阶级的伟力，使劳动工人获得为自身解放开道的可能性。韩国工人虽在自发起义后二十年历经资本和国家的进一步摧残，但尚未打造出本阶级政治的战斗先锋队，更未有过与资产阶级的决一死战。最重要的是韩国工运仍拥有相当一批极具战斗精神的产业工人。正如具海根所言，“1987年工人大斗争和1996——1997年总罢工的记忆也没有从他们脑海中消失。尽管工人失去了对受到非人对待的愤怒，但他们获得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不仅要求公正，而且要求得到参与工厂生活很多领域决策过程的权利。”（P268）
相对于正在路上的韩国工运，中国工运近几年才刚刚上路。两国工运在各自起步阶段有着惊人相似或相同的社会背景：大多数工人阶级都在国家主导的资本化进程中产生或重塑，都受到一个亲资本、反劳工的强大国家的压迫，都受到官方背景的黄色工会的压制，都深受资产阶级压榨、处于类似资本原始积累状态（血汗工厂遍地，超长工时、恶劣待遇、超低工资），国家都利用某种意识形态来压制工人抗争（形式上恰好相反：韩国当局给不满者扣上“亲共”帽子，中共当局则指控异议者“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企图颠覆国家政权”）。
但是两国工人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中国工人受教育程度、比例和绝对数量都要高不少。这主要是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曾经历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通过土地和产业公有化、大规模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完整的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及相应的科学教育体系，大批劳动人口经过了有系统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些革命成就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资本复辟冲击下遭到沉重打击并客观上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财源；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工人越来越多意识自身的独立身份并全身心投入劳资斗争时，受过一定教育的头脑就会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重要武器。在今日中国内地，工厂流水线生产不乏职校、技校、高中毕业的工人的参与，大学本科生也大批进入工厂企业的普通工作岗位；即使是上亿农民工，大多也受过小学初中以及某种专业技能培训。文化教育大大拓展了工人的眼界，使他们更能够发展斗争手段。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分子对互联网的利用尤能说明这一点。2004年重庆三四零三工厂工人占厂运动和咸阳国棉七厂工人反私有化大罢工、2005年重庆特种钢厂工人堵路斗争、2007年8、9月的成都云内动力公司工人罢工与占厂运动都有工人斗争者在第一时间主动上网发布消息和公开信，争取曝光和社会关注。山东烟台的澳利威公司工人中的斗争者甚至建立博客网站来即时报道他们的基层工会运动[30]，尽管他们的网站上有许多粗鄙、投机甚至荒唐的思想[31]，但先进工人争取公开舆论配合劳资斗争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第二，与韩国工人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工人阶级有一部分人（大概有几千万，四十岁以上者）先后经历过官僚社会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最深刻地感受到当今资本剥削残酷性，并怀有对过去社会相对平等和稳定职业保障的向往。但是他们也有过被官僚专权制度压迫的工作生活体验，即使他们自欺欺人地极力为毛泽东时代掩饰官僚极权罪恶，但他们一直以来的那些压迫感在新的复辟年代的集体抗争中有可能促成某种转化，催生具有战斗性的阶级意识。老工人的阶级体验、反私有化斗争实践和相关记录有可能帮助新一代工人和青年发展阶级斗争精神。
第三，与起步于冷战时代的韩国工运不同，中国工运起步于冷战后的今天；韩国工人在七、八十年代受到现实存在的官僚社会主义政治和理论左右（从80年代末韩国左翼最大两派PD和NL就可看出），而中国工人大多数特别是“体制外”的新工人几乎不了解官僚社会主义也难以受其影响，这种状况有可能使目前中国工人比七、八十年代韩国工人更容易发展出独立的阶级意识。
总而言之，中国工运的起点要比韩国工运的起点更高，但这并不是说其后的发展会更轻松容易。因为客观条件摆在那里，不代表它会自动实现。韩国工运走过的最近四十年并非白白过去的，中国的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应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其一，先进工人小组领导基层工会运动的经验。韩国早期最有持久斗志的基层工会运动相当大程度上都发端于工厂内的先进工人小组活动。“培育工人团结精神和意识的最重要手段，是小组（或者说小圈子）活动。从邻近工厂中招来的平均6——8名工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并为这些团体起上‘晨星’、‘松树’、‘青年俱乐部’、‘胜利’、‘钻石’或‘野牛群’这样的名字。……这些团体当中，有些仍主要保持为友谊或体育锻炼团体，但大多数最终变成了工人获得更强烈阶级意识和认识工会重要性的场所。导致70年代工会运动兴起的工会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小团体活动的结果。正如东一服装公司的工人写道，‘……小组活动和教育课程，有助于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中间形成团结意识，并形成那种可以通过工会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新意识’。”（P93——P94）“这些小组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些小组由7——12工人组成，他们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并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在80年代前五年，京仁地区估计有2000名工人参加了小组活动……那些80年代后五年在民主工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曾经积极参加这些小组活动的人士。”（P132——P133）韩国工运史上的杰出工人权容睦也是通过组成小组来推动工运（参见前文第二节或P206——P207）。
其二，从阶级斗争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国的先进工人和有志于工人解放事业的青年应当从韩国阶级斗争“政经分离”在后来的斗争高潮时导致一系列失利中汲取教训，应当一开始就把政治斗争与一般改良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把严肃的阶级理论研究和斗争带到工人运动中去。由于过去长期深受政治压迫，大多数中国工人很忌讳政治斗争这样的字眼。但是一旦工人介入艰苦的劳资斗争中并面临政治权力的威压时就很容易痛切感受到“国家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具海根语，见P237），正是斗争中的工人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我们建议指出，以建立工人阶级民主政权为历史目标的整套政纲根本不必一开始就全部暴露于斗争之中，当斗争水平还比较低、斗争工人的政治觉悟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应该把政治斗争暂限定于争取立法司法等制度的具体改良、争取（如韩国工人那样要求的）“工人三权”（即工会结社权、罢工权、劳动合同集体谈判权）等方面，这样是可行的。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山东澳利威工会2008年3月9日的博客对《组建基层工会的程序》的批评，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只不过这个具有法律政治性质的批评还只是在一般改良斗争（工会斗争）遇到巨大压力下万般无奈的被迫出击。我们共产主义者需要向初步有所觉悟的工人指出，即使胜利成立了工会还不是工人的最终胜利，因为资方还可能依靠警察和国家的强大力量把工会压垮或篡权使之变质；回避政治问题只能是死路一条，只会使工人阶级放弃自主权、依附于外在力量。先进工人应该有意识地推动形成如上文所说的工厂小组（或者说是能有效汇集工人民意的核心小圈子），以韩国工运为教训、以俄国工运为经验，用劳动工人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这些工厂小组，以这样的较稳定的工人核心来领导基层工会运动。韩国工运之所以能在不断的挫折后重新发起组建基层工会的工人运动，就在于他们一直稳定地、坚强不屈地维持了这种核心小组；但是韩国工运之所以不断被异己阶级党派当作政治垫脚石、却缺乏自己的政治斗争力量（如本文第三节所指出的），就在于韩国的先进工人在进行工会斗争的同时没有同时结合着本阶级的政治斗争。工人进行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工人阶级自己的独立性，指出统治者始终效劳于大资本家的实质，拒绝对其抱有幻想。唯一值得看重的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集体团结、自我组织和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指游行、罢工、拦路等一切中断资本生产的工人集体行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工运才刚刚起步，韩国工运已经经过了四十年风风雨雨，而朝鲜工人的阶级意识还在沉睡中，尽管各国状况和工人斗争水平如此悬殊，但是一旦任何一国的工人开始与整个资产阶级做斗争，工人们就必须首先实行本阶级不分疆界的团结和联合作战。2005年12月至2006年初，韩国的有组织工农在中国香港地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WTO的资本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韩国战斗工人有必要更进一步打破群众的民族偏见、团结外籍移民工人，从阶级斗争的战略高度帮助各国首先是经济联系密切国家（包括中国和朝鲜）工人的阶级觉醒和斗争实践。中国工人则应认识到只有学习先进国家工人斗争的正反经验，而不是一味盲目地“反对洋人”（也不是盲目不加批判地追崇），才能提高自己的斗争能力、争取本阶级的胜利。
在中国工人自我觉醒的过程中，一切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应该设法首先提供思想文化帮助，力图帮助已起来斗争的工人进一步前进（应知道，工人阶级永远需要学习先进斗争经验和相关思想）；最有理想的那些青年朋友应该向韩国激进学生学习，融入产业工人阶级队伍，与工人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为本阶级兄弟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注释：
[1] 韩国工人的不利处境表现为：在东西方阵营尖锐对峙的冷战世界格局中朝鲜半岛正好处在最焦灼的位置上，资本主义南韩成为美、日帝国主义反对中苏红色阵营的前哨阵地。而且，西方阵营极欲通过推动韩国资本经济发展达到巩固反共第一线和向工人国家阵营“展示资本主义经济优越性”的双重政治目的。——无独有偶，西方阵营还向这些政权提供大量经援军援：西德（对抗东德），台湾（对抗中国大陆曾经的工人政权）。
[2] 参见励思：《向英勇的南韩人民致敬！》，香港《十月评论》1980年6月第七卷第5期，总第46期。
[3] 1980年光州起义后，访韩的罗马教皇教训群众说“你们从悲苦之中解脱出来，宽恕那些对你们犯了罪行的人”，韩国军事独裁政府极为喜悦地接待了罗马教皇，而韩国基督教群众抱怨教皇“强烈要求光州受害者的家属和解，而不是向实行杀戮的政府作出要求”。参见韦斯纳：《教宗访南韩的讯息》，译者小点。刊于《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原载第四国际《洲际通讯》22卷第10期。又参见注释[2]，据美国合众社1980年5月23日报道，在韩国光州，“基督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逐门挨户要求市民交出武器”，以便与残暴的韩国军政府“和解”。
[4] 参见《学生领袖谈南朝鲜学运和工运》，译者凌翔。原载《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十四卷第12期（总第132期）
[5] 1985年大宇汽车厂罢工是韩国重工业工人第一次组织良好的战斗性罢工，取得了卓著成就。见P136——P139。
[6] 郑周永是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和大总管，韩国大资产阶级的头号代表人物。
[7] 思齐：《现代重工厂民主工会访问记》。原载《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
[8] 蒺藜：《南朝鲜：国会选举与政局变化》。原载《十月评论》1988年5月 第十五卷 第3期（总第135期）。
[9] 参见《『民众党』建党宣言》，译者凌翔。原载《十月评论》1988年5月 第十五卷 第3期（总第135期）
[10] 参见杨伟中：《韩国民主劳动党的奋进与前途——2004年韩国国会选战分析》。
[11] 引自韩国左翼派别“All together”在2007年的访谈录，译者巡夜。
[12] 参见韩国最大日报《朝鲜日报》2007年12月21日主编评论：《国民为何选择李明博？》，《朝鲜日报》2008年3月5日文章《近八成韩国人认为李明博今后也会很好地履行职务》。据《朝鲜日报》2007年8月21日文章《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李明博是谁？》介绍，李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后在现代集团工作12年后成为总经理，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任过首都市长。李的经历被主流舆论吹捧为“工薪阶层的神话”。参见《朝鲜日报》中文网站http://chn.chosun.com/
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19日报道，此次韩国总统大选投票率仅62.9%，创下1987年恢复总统直选后新低。见http://www.chinanews.com.cn/gj/yt/news/2007/12-19/1109387.shtml
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19日报道，此次韩国总统大选投票率仅62.9%，创下1987年恢复总统直选后新低。见http://www.chinanews.com.cn/gj/yt/news/2007/12-19/1109387.shtml
[13] 同[4]。
[14] 同[7]。
[15] 1980年代崛起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斗争的显著性质，团结工会本身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会；以至当它被镇压前时被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认为团结工会与波兰官僚政府造成了近似或趋向“双重政权”的政局。
[16] 共产主义者同样坚决反对把包括工会运动在内的一般改良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运活动者或左翼分子把一般改良斗争冒充为阶级斗争，这是缺乏自信和缺乏觉悟的表现，只会进一步欺骗和麻痹自己的斗志。力图把一般改良斗争（工会斗争）提升为阶级斗争，倒是先进工人值得去做的。
[17] 简略地说：“两阶段革命论”即认为工人阶级首先要帮助资产阶级上台度过相当一段“民主革命时期”，完成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并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进入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实行彻底的反资本变革和产业公有化。20世纪初的托洛茨基等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已不存在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应一步步地奋斗，直至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在此政权领导下才能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和实行全面的社会改良，同时很快开始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革命的巨大发展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实践最雄辩地证明了不断革命论。俄国土地革命（即被传统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的完成是在苏维埃工人政权建立之后的1918年。但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不久，“两阶段革命论”的定势思维曾给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阻力，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坚决主张利用革命高涨时机立即开始为工人政权而奋斗的人一开始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少数派。
[18] 同[7]。
[19] 同[7]。采访中的问话是：“最近政府不断说劳工问题渗入了“左倾势力”，还说“工人争议已上升为阶级斗争”。作为工人，你对政府的话有什么意见？”现代工人的原话如下：“我们工人为权益而斗争，是正当的事情。政府这样指摘是太过份了。什么左倾势力等难道可以发动我们整体工人罢工吗？我们的罢工都是由工人讨论过，一齐决定的，个人或什么左倾势力无可能发动这样庞大的罢工，安定社会也是我们所寻求的，但政权利用什么左倾势力为藉口，保护资本家，镇压我们的正当活动，我们必定会极力抵抗，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恕我不能回答了”。
[20] 同[7]。
[21] 参见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第八节。
[22]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
[23] 参见[4]；又参见《南朝鲜革命斗争的路向》，译者凌翔。原载《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十四卷第12期（总第132期）。
[24] 参见[17]。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僚集团（列宁时代的苏俄发生了蜕变）为了稳固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权保守利益，将“两阶段革命论”奉若圭皋，凭借十月革命旗帜在各国工运中的巨大影响力成功遏止了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国际革命工人阶级的惨重损失，例如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1930年代初德国革命、1935——1937年西班牙革命和法国革命、二战中后期的法国和意大利革命、1958年伊拉克革命、1965年印尼革命、1968年法国革命等。
[25] 见[11]。
[26] 朝鲜自苏联解体后于9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设立经济特区并有意向市场经济过渡，2002年7月以后朝鲜更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设立几个向国际资本高度开放的经济特区、政治上向国际资本频频示好。只是苦于美帝始终坚持彻底反朝政策（而美国左右着日韩的外交政策），使得朝鲜难以迈出走资步伐，即使如此，金正日仍继续坚持走资大方向。中国走资已引发了极其严重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中国工人从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落到了社会最底层（甚至往往连农民都不如），极端专权的朝鲜如果复辟资本主义，只会使朝鲜工人更加深陷苦难。
[27] 参见[10]，以及延光锡：《走到十字路口的南韩进步政党运动》（2008/02/06），中文校阅：Andre。原载台湾苦劳网。
[28] 这里有个疑点：延光锡的《走到十字路口的南韩进步政党运动》提及“老左派的列宁式革命政党路线”不知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政党路线”。
[29] 参见[11]。
[30] 参见[10]、[11]。
[31] 澳利威工会一名活动分子（也是一名工人）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ouyudzhongguoren
[32] 对此，一个想当然的解释是，刚开始起来斗争的工人用统治者的语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但是在事实上，这种保护话语有多大效力是十分可疑的。具海根在《韩国工人》第六章第五节《阶级的语言》中记述了这样一事：“甚至在抗议不公平的习惯劳动做法时，工人也感到有必要使用民族主义语言。例如，京城纺织公司工人曾写给雇主一封信，抱怨拖欠加班工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祝贺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的成功努力。我们祝你今年好运，并希望我们的京城公司更加繁荣’。而且，他们接着写道：‘我们与你一起，为京城公司的发展日夜辛苦工作，作为京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感到自豪’。这里，我们看到具有很大影响的家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渗透到了工人的语言之中。”（P177）尽管如此，韩国早期工人斗争仍是失败大大多于胜利。笔者认为，工人之所以用统治者的语言说话，更大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阶级自信和足够有力的阶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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