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社会运动重塑美国政治(2)

作者:吴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在社区组织建设过程中同样如此。尽管对抗主义(antagonism)本身已经包含着共同体的形成基础，但此一激进性需要嵌入并改造“一无所有”阶级的日常生活、并且扩大到中产阶级人群。阿林斯基1930年代的社区工作赢得了同情劳工、倾向进步的芝加哥地方神父和教众对社区组织的支持。他当时与教会内部激进神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保持着密切联系，而马里坦对教会态度有着巨大影响。他们的交往也是始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大萧条时代的1930年代。当阿林斯基的后院计划赢得全国性声望，也吸引了正在北美的马里坦的注意。阿林斯基向马里坦强调民主社会的公民自由、结社自由的重要性和社区组织在个人与国家间的中介作用，马里坦则倾慕阿林斯基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计划，跟阿林斯基介绍了个体与个性的区别、个体意识与宗教和政治多元民主的关系及公共善的重要性等。在他们频密的书信往来中，马里坦对阿林斯基有着终身深刻的思想影响。   　　马里坦(1882~1973)，一位法国政治哲学家、神学家，年轻时曾是伯格森的学生，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研究者，他将托马斯主义(阿奎那)的人本主义(personalism)引入美洲，这一思想对他参与起草的1948年联合国人权宪章发挥了巨大影响。他在二战时期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战后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与米兰地区红衣大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也即后来的教皇保罗六世有着深厚友谊。   　　1936年，马里坦在他的《完全人道主义》（后来成为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正式文件）一书中，肯定了个体与社会并不冲突。他说，“人之作为个体。一个个人个性有不同方面，个体有不同水平的需要。为了发展人的完全个性，进步性地且同时满足不同水平，必须用某种特别努力。”对他的托马斯主义人本主义来说，普通个体或有各种差异，个性也有差异，但是完全个性的发展却是“个体的所有行动、思想和印迹的积累性效应的结果”。进而，他说，社会的目的是共同体的善。社会实体并非简单的私人和善的相加，或者简单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制度的集合，而是所有个体成员的一切良心、权利和自由的政治美德与情感、所有的活动、物质财产和精神财富、非良心的智慧传承、正直、正义、友谊、幸福等等。马里坦的激进主张来自于托马斯的人本主义，他与阿林斯基都有一个自利奥十三世以来关于新托马斯主义的共同立场，即对普通人(common man)、然后公共善(common good)及其于社会关联的阐释。   　　马里坦相信积极倡导20世纪的社会是由在家的信徒即普通人(lay people，居士)来主导并引致公共的善(common good)，这与同期发生的南传佛教的改革运动对在家居士的社会改革使命的重视如出一辙。   　　自我利益于阿林斯基，几乎就是托马斯主义的，既有对人性自私的妥协，又强调个性的社会化发展。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阿林斯基并不赞成马基雅维利的不顾道德，相反，自我利益可能在一个普世性道德原则下被理性化。在对最底层民众的动员时，应保持高度现实主义，仅谋求自我利益与自我奉献(self-sacrifice)的平衡。阿林斯基主义支持自我利益是人的天性，但绝不只是自私，健康的自我利益是实现人的完全的必须，是有着充分活力的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动力的根源。   　　在阿林斯基的社区组织运动中，从1939年“后院计划”一开始便是从现实主义的人性出发，以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诉求来争取基层神父的支持，获得普通人的支持，这是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者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1969年1月，阿林斯基接受希拉里·罗德汉姆邀请到学院与学生见面，他还反复告诫这些激进学生“不要拒绝中产阶级的价值”。自我利益这一概念贯穿阿林斯基主义的始终，也被作为社区建设策略和IAF培训的中心概念予以推广。直至今天，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参与ACORN的培训也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概念进行。这是阿林斯基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核心，他藉此进行社团动员、联结起教会和社区组织，获得天主教会最大限度的政治认同和联盟。   　　今天，阿林斯基风格的全国性社区组织已经大范围地影响了美国的城市居民，而其中，约42%的组织者和33%的聚会是有天主教背景的，奥巴马1980年代曾经服务Project Vote计划即由天主教背景的基金会支持。2001年时，奥巴马提出建立基于信仰(faith--based)的组织，通过推动社区的信仰组织建设重建国家-- 教会的关系，他赢得宗教界的赞扬，使得他在2005年赢得参议员选举。 　　阿林斯基主义战术和政党社运化   　　阿林斯基主义的抗争策略或社会运动战术，既充分体现了激进主义，也因应着现实和环境。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激进者守则》(Rules for Radicals)，就是关于他毕生战术思想的总结，有效性是其战术原则最为强调的。 阿林斯基主义的“教战守则”可以被概括围绕着两个中心问题：如何组织和运用权力，如何有效地进行抗争。   　　前者基于阿林斯基相信能够从外部进行社区组织的动员，强调组织者的重要性。一方面，他认为在现有法律边界内，道德和规范的力量是社区组织的力量，也就是人民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既依靠社区，更依靠那些敢于冒险、具有类似政治家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组织者。而后者，有关对抗主义的具体技巧，是通过个人化的极端模式选择固定目标，进行摩擦式的运动，保持冲突。阿林斯基自己说过，这是从CIO的激进工运领袖刘易斯学习得来的，刘易斯在工运抗争中总是避免攻击公司，而是攻击具体的资本家，既有助于保持冲突合法性和持续性，又足够激进和有效。   　　社区组织者除了要有好奇心、不逊、想象力、幽默感等特质之外，还应有对未来更好世界的一些模糊愿景、一个组织人格、一个自由开放的心灵和政治相对主义、经常能够推陈出新。这种社区组织者，正是阿林斯基所说的“自由的人”，也是他的《激进者守则》中的“激进者”。在他后来创办专门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培训这样的社区组织者，奥巴马正是这么一位继承了阿林斯基思想的“激进”一面，从社区组织者成长为美国总统的超级社会企业家。   　　从2008年初起，关于巴拉克·奥巴马是阿林斯基弟子的耳语就层出不穷，充斥美国媒体和政界，到2012年大选仍然不绝。如果明白长期以来阿林斯基被美国社会贴上的妖魔化标签，如革命家、共产主义者等等，就不难理解这类政治耳语的杀伤力了。2008年选战过后的盖洛普民调表明，奥巴马可能是有史以来选民支持最极化的一位胜选总统，有88%的民主党人和23%的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他；这一选民态度的高度分化延续到了2012年的选战，并且加剧：80%的民主党人和12%的共和党人。相关的政治耳语如实反映了奥巴马政策背后的一以贯之的激进主义，阿林斯基主义可能早已深深嵌入在他的思想轨迹中。   　　奥巴马的政治生涯开始于阿林斯基1930年代的老根据地——芝加哥南部贫民区。阿林斯基最早在这一地区开始“后院”行动，建立地方社区，24岁的奥巴马则在1985年到1988年间，担任这一地区的发展社区计划主任。招募奥巴马的是芝加哥CCRC负责人、社运领域资深专家、阿林斯基的学生科尔曼(Gerald Kellma,)。毫无经验的奥巴马在此三年间也由科尔曼和另一位60年代新左分子麦克奈特(John L. McKnight)共同指导、培训，相互关系如同学生与导师，科尔曼在2008年还担任奥巴马的竞选顾问，继续提供策略咨询，对奥巴马有着直接的影响。   　　奥巴马对社区运动、变化和希望的观点其激进程度与阿林斯基不分伯仲。2007年奥巴马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我深信这个国家和她的制度，但是我经常觉得他们已经破裂了”。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深度怀疑是激进主义者的前提，此前，1996年，奥巴马在接受芝加哥大学校报采访时也说过，“现在的两党制通常意味着民主党忽略了贫困者的需要、放弃了政府可能在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环境保护等议题的角色”。他的妻子在奥巴马胜选参议员后对记者说，“奥巴马首先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位探寻变革的政治可行性的社区活动家”。   　　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正式提出“CHANGE”（变革）的竞选口号，将“变革” 和“希望”这些阿林斯基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力技巧，引入美国政治版图，也构成整个选战的基调。2008年的民主党大会极其成功，被阿林斯基的儿子称赞为“一次成功运用阿林斯基策略”的大会，将“民主党变成了革命的平台”。   　　虽然通常来说直接将政治思想与实际政策联系起来甚至以前者推断后者显得过于冒险，但是如果沿着阿林斯基主义构成的三个层面“激进主义--现实主义--战术”依次推进，在阿林斯基本人所最为精湛的战术思想层面上探讨其思想传人或代理人并实际延伸到今天奥巴马--克林顿政府政策背后可能的思想逻辑，完全可能而且必要。   　　在2012年的大选中，奥巴马的阿林斯基主义战术在Web 2.0时代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创造出一个政党乃至政党竞争社运化的新模式。他的竞选团队包括好莱坞行销专家、新媒体专家、统计专家等等，利用商业大数据挖掘潜在支持者与线下志愿者面对面走访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基于社会媒体、数据挖掘和社区工作三者相结合的全新竞选模式。其中包括如卡麦利基金会、ACORN等阿林斯基主义风格的社运组织，以及类似Pesonal Democracy Forum这样的网站，大量运用新媒体和动员小额募款，以社区组织和阿林斯基主义的志愿者为核心，按竞选总部给出的地址和名录登门拜访选民（这正是罗姆尼团队所缺乏的）。这些行动将民主党或者党派竞选社运化了，由此产生一个高度“政治极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