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运的启示 中国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应从中学会什么？

2009-2-14作者注：文章中第四节提出的问题是“不依靠工人政权，能实现起码的改良吗？”——这个问题需要再次说明一下。实际上，不依靠工人政权，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当然也能实现很大的、真实的改良，例如允许建立工会和一定限度内的罢工，以及对合同工待遇的大幅改善等等。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文章这里应该做一个修改。

但是从另方面来说，即使这样的改良（姑且不说这是80年代工运的巨大牺牲来争取到的），由于操在资产阶级政权手上，因而随时可能被取消——就像现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时，从韩国首尔到欧洲巴黎的工人福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持续侵犯。也就是说，改良是不稳定的，以资本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没有工人政权情况下，工人运动再怎么强大也处于绝对劣势。就拿韩国工人来说，具海根先生在《韩国工人》第八章第三节特别提到1996年底至1997年初的全韩总罢工——“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P249），这次罢工组织很成功，三个多星期里有300多万工人动员团结起来还得到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强有力支持，却“最后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这足以发人深省！（我文中第四节也专门谈了这一重要斗争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依靠工人政权，即使能“实现起码的改良”，但由于这改良是不稳定的、随时可根据资本统治者的口味和需求改变的，所以也算不得真正的实现。不必在这问题上咬文嚼字，但应看到现实中，这种不稳定性是越来越大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一个摆在我们身边眼前的活的例证。既看到真实的改良、承认它并争取它，又拒绝把改良自限为目标，而是以改良来启发、促进工人追求本阶级政权的革命觉悟，把一般改良斗争与革命阶级斗争有机融合起来，这是韩国工人目前应该去做、而中国工人应该即将去做的。

红草

韩国工运的启示。中国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应从中学会什么？ 

红草
2008年3月11日 

    对于中国人来说，韩国似乎并不陌生。在最近的十年里，韩国的流行音乐、泡菜、三星手机、汽车、影视剧已为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人生活之一部分，越来越多人跑去韩国留学、旅游、考察或偷渡到那里打工“淘金”（过去只懂得往美国欧洲跑）。中韩官商界的交流合作更是愈加频繁密切，2007年中韩贸易额就达到1600亿美元。但是，只有不多的中国人知道（知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部分涉韩人群），韩国还是一个以强有力的工人运动著称的国家。1970年代至今的近四十年内韩国工运迅猛发展，表现出了惊人的斗志、首创性和牺牲精神，已发展成当今亚洲最具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

    为要了解韩国工运的历史经验，韩国学者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版中译本）是一本很好的著作。它的价值在于对典型的工人斗争事件的具体记述是基于许多种韩国本土著作以及对当年工运学运骨干分子的访谈的；并且它有系统地记述了韩国工运的整个历史和主要特点。同时我们应看到具海根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缺点：许多地方纠缠于无用的学术和纯粹观念讨论，政治分析的贫乏、粗钝和偏颇。正由于此，我们还应该辅以阅读80年代及其后港台左翼刊物和其他一些左翼有关韩国工运的报道、访谈、译介。这些材料的优点是把韩国工运和学运的最重要政治倾向呈现出来并对当时局势和历史成因作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和阶级的分析，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至于这些材料的不足之处即缺乏对工运内部运动微生态情况的观照又可从具先生的著作得到弥补。笔者正是在这两类材料基础上写作本文。作为一篇读记，本文将重点总结探讨韩国工运的正反经验和对中国劳工解放奋斗者的启示。【文中括号内“P数字”均表明《韩国工人》引用页码】

    笔者深信，这些材料在潜在的和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中将比在其他地区和人群中获得更为多样化和更为深广的理解，这些理解必定会具有催人奋进的实践意义。不过，本文决不想也不可能代替中国工人阶级对韩国工运的理解和本阶级自我实践，但本文明确无疑的阶级倾向和提法将力图成为这些理解中的一种，力图给中国工人和进步青年朋友们以一种有益的参考。


一、1970年代——韩国现代工运的重大开端

    根据具海根的严格考察，韩国现代工运的起点应是1970年代初。1970年11月13日，年仅22岁的裁缝（服装厂工人）全泰壹在种种维权努力失败的情况下在一次工人集会时自焚以示抗议，他想以这种令人震惊的壮烈牺牲来唤醒千百万工人的觉悟。正是这位可敬的工人斗争烈士的鼓舞下，当地服装厂工人不久后组建了韩国朴正熙独裁时代（1961——1970）第一个独立工会“清溪工会”，初创时曾拥有500多名活跃会员，代表该工业区2万多名不同服装厂的工人。清溪工会发扬了“全泰壹精神”，坚强不屈地与资产阶级国家做抗争，“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基层劳工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P91）。

    不过，这并不是说1970年之前韩国尚未有工运。作为工运主体的工人阶级，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早在日占时期（1910——1945），伴随迅速工业化和劳工数量激增，20年代的朝鲜半岛已出现首批工人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激发了好几波阶级斗争与革命高潮，三十年代尤烈，朝鲜半岛也不例外：“30年代劳动争议的数量甚至超过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数量”（P31）。然而作为日帝在亚洲的桥头堡，朝鲜半岛工运终于被打压到地下。1945年随着国家光复，空前强大的半岛有组织左翼工运浮出水面。此后一年半60万劳工频频示威，与美韩军警激烈冲突。“这是1987年以前韩国劳工运动史上暴力性最强的时期”（P32）。但1947年初一场铁路大罢工期间，美韩军事政权、警察和右翼工会把南方的工运血腥镇压下去了（“数百人被杀死或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P32）。

    此后12年（1945——1960）韩国工运几乎被窒息了。1960年学运推翻李承晚独裁后，张勉的短命民主统治下（1960——1961）劳工骚动和工会运动有所复苏，并取得了不小成就。1960年出现了与官方工会相对立的全国性的独立工会以及激进左倾的教师工会运动。但朴正熙1961年6月兵变使这一工运活跃局面旋即销声匿迹。反共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构建和国家主导下本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强势发展，构成了1960年代后韩国的显著特征，从而极大压抑了工运发展。整个大气候“在工人脑子里播下了深深的恐惧，害怕因参与劳工活动而可能受到政治迫害”（P33）。[1]

    尽管如此，韩国工运还是在1970年代资本极权高压下顽强地抬头了。以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为核心的典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造产业工人的成倍增长（从1963年的42万增至1985年的315万，P43），这些都构成了工运兴起的最重要物质基础。另外，60年代末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工人苦况和资产阶级对劳工的勒索，以苏中阵营为靠山的北方工人朝鲜与资产阶级南韩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严重政军危机也加剧了后者的政治保守。这些因素构成了70年代工运兴起的外部诱因。

    对现代的韩国工运来说，70年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艰苦创业时代。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电子等轻工业）的工人——而主要是年青女工，她们和一部分男工人一道挑起了改组腐败的官方工会和创立新的独立工会的历史重任。我们应清醒认识到，70年代的那些重要斗争仅局限于韩国西北部“首尔—京仁”轻工业地区，直到“80年代初……全国其他地区几乎很少发生劳工骚动”（P155）；而且70年代女工主导的工会斗争与80年代男工主导的工人运动缺乏直接活动和组织方面的联系（以至于观察家们普遍忽视70年代工运意义、更看重80年代韩国工运），1980年5月光州起义的惨败还说明了70年代工运并未打造地区之间的运动联系和全国工人的阶级团结，更未产生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2]。但我们更应看到，70年代工会运动是在阶级意识、先驱精神、典范经验等方面对后来的工运作出了十分重要的无形物质启示。“70年代妇女领导的斗争，对提升工人意识、阶级认同和团结网络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在这种基础性工作之上，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迅速发展。”（P124）因此想要理解80年代韩国工运的爆炸性发展，离开了对70年代工运的认真考察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在提示我们：今天在中国发生的那些凤毛麟角的坚强的工人工会斗争，（无论成败）将对未来中国工运产生深远的精神影响，劳工解放奋斗者务必对这些斗争工人予以最大关注和文化帮助乃至应尽量身体力行地参与。

    韩国的青年俊杰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树立了令世人惊叹的榜样。在70年代和80年代都出现了大批大学生进工厂融入产业无产阶级、帮助工友争取自我解放斗争的动人景象。两种社会群体在70年代给过韩国工人阶级很大帮助：左倾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会。不过，由于教会在斗争高涨时进一步暴露了为资本暴政打掩护的反动本质和温和的妥协路线[3]，80年代更为进步的工运与教会渐行渐远；激进的学运则更多与工运相互鼓舞互动。1979年朴正熙之死激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光州起义惨败（直接致使新独裁者军人全斗焕上台）使更多大学生铁了心到工人中去组织地下工运。“其中有些人辍学，，有些人则已经毕业，另外一些则因参与非法的反政府示威而被学校开除”（P132）。据深入韩国工人布道的前美国传教士奥格尔估计，“到80年代中期，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出身的工人”（P132）。但据首尔一位不具名的学运领袖1987年的说法：当时毕业生工人约有2万名，都有组织，大多是地下组织。[4]

    这些最初受“全泰壹精神”感召诞生的毕业生工人群体在80年代对韩国工运的重大贡献使70年代工运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80年代工运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毕业生工人以及很多参与70年代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普通工人”（P154）。


二、1980年代——韩国工运的爆炸性发展和严重的政治弱势

    1987——1990年是韩国工运大爆炸时期。南部沿海以男工为主力的重化工业地带打破多年沉寂异军突起。尤其是1987年7—8月、1988年12月—1989年4月南部城市蔚山现代集团工厂群（韩国最大汽车厂、最大造船厂、最大企业集团）爆发的极具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和武装罢工乃至阶级战争，使重工业工人一跃成为韩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而韩国工人阶级又成为全韩被压迫劳动群众的事实上的领袖阶级[5]。同时间，伴随1987年6月底统治层民主化政策，全韩发生了宏大的群众运动，学生、店员、职员、工人、城市贫民、小业主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在后续三个月中，120万工人参与了3311次劳动冲突（P197——P198）。值得注意1987年工运大爆炸的自发性质：这一局势中各运动有相对的内在独立性（例如当时发生的现代集团工会运动开始时与外界的社会运动完全没有直接联系），这是广泛的基层自发运动。

    不过，具海根谨慎而确切地指出：“大多数纠纷是在没有预谋、计划或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从这种意义上，才能说1987年的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工人并不是在以前没有做过组织集体反抗的努力的情况下，以一种纯粹冲动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对情况做出反应，因此不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P205）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最早组建工会的现代发动机公司，一小批工人曾通过各种小组活动积极培育同志关系和阶级意识。……现代公司的小组是在工人自己的创议下发展起来的，与外部知识界团体只有很微弱的关系”（P206）。在这些小组中，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权容睦领导的地下工人小组最为重要。权容睦通过自身工厂劳动生活、与政治异议分子接触及博览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早在80年代初，他就组织了工人小组，讨论工人阶级自身问题、研究劳动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86年权容睦及其工友成功改良了资方的一个工人管理机构；不久后他们积极筹划了创建新工会的工作，这使得恰巧于1987年6月底的民主化转变发生不到一周后被这批工人们利用来发起了勇猛的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年的暴风雨时代里，权容睦成为韩国工人斗争风暴中心的最重要领袖之一。

    不难发现，权容睦这样的先进工人之所以被大规模群运推到历史前台并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在于他长久以来就艰苦奋斗积蓄了出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正反经验，以及他作为潜藏于本阶级核心并深得周围工人群众信任的一员，使权容睦们在时机到来之际从此前星星之火般的小组织中迅速脱颖而出，卷入巨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中。劳工解放奋斗者应该由此认识到阶级意识的长远宝贵的价值。当工友们正在从事一场艰难的群众斗争时，我们应当尽力肯定、鼓励乃至（若有条件的话——）帮助工友们斗争下去，同时充分估计消极方面和失败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设法使工人们明白启发、捍卫、发展独立的阶级意识（包括阶级独立自主意识、工人权利意识、集体奋斗意识）的根本意义——而不论当前斗争的暂时成败。回头看韩国工运，正如具海根所言：“1987年大斗争表现出来的战斗性和阶级团结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过去历次斗争、少数几次胜利和多次失败累积的结果。通过这些胜利和失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工人觉悟的这种逐渐变化很大程度是在平静的表面下悄悄发生的，但它为1987年的火山爆发积蓄好了能量。”（P234）

    1987——1990年现代集团工人的激烈劳资斗争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焦点，值得详细评述。我们通过这一历史可以看到韩国工人的惊人战斗精神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强悍武力，然而工人们却在政治上处于显著的弱势，当韩国工人面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和资产阶级反对党时，却缺乏以建立工人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为之战斗的本阶级先锋队，导致了三次斗争高潮均以失败无果告终，1989年之后工运能量开始消散。

    1987年7月5日，以权容睦为代表的约100名现代发动机工人秘密组织了工会；随后整个七月内，现代集团其他112家企业都发生了工会化斗争。8月8日，12家现代集团企业的独立工会组成了协议会，权容睦被选为议事长。为了迫使现代集团老板们承认工人阶级的自主工会，8月17日和18日接连爆发了威武雄壮的现代集团各企业工人大游行：17日数千名工人——到18日达致4万名工人如同一支自觉的军队一样极富组织纪律性地游街示威，在喧天锣鼓声、群众歌唱声和“打倒郑周永”[6]的勇敢口号声中向预定地点进发，走在最前面的是翻斗卡车、叉车、救火车、混凝土搅拌车等重型车辆；领头人群戴防瓦斯面具和安全帽为护卫。4500名韩国警察对这支重工业工人大军无可奈何，只好让示威工人继续前进。但这场斗争的后续发展暴露了韩国工人的严重政治弱点：工人的工会轻易接受了政府劳动部的空头承诺，撤回了大部队，而现代集团资本家配合韩国当局的调虎离山计，依旧干着侵犯工人利益的勾当，韩国现代集团工人第一次全副武装的威武大进军竟然就这样被资产阶级的两面派伎俩挡回去了。后来现代集团的两次劳资斗争高峰更大程度地暴露出韩国工人的战技、勇气、斗志高超和严重政治弱势之间的巨大矛盾。后两次劳资斗争很有代表性。

    1988年底，现代集团工人斗争发生第二次高涨。纠纷缘起现代重工的新工会主席徐太守背着工人与资方签了一份集体合同，普通工会会员愤怒否决了集体合同并强烈要求4名被解雇劳工领袖复职，但遭到资方拒绝。于是现代重工工会号召12月12日举行罢工，这场延续了128天的大罢工成为韩国工运史上最持久的罢工。工人还集体投票改选了工会主席。工人与资方激烈对抗至1989年春，期间“充满了工人与管理方之间、反对管理方工人与支持管理方工人之间的暴力斗争”（P215）。面对现代集团资本家武装威胁，罢工者也不甘示弱地向新闻记者们展示汽油弹、迫击炮和工人自行生产的其它土制武器。在罢工第109天（3月30日）黎明，政府派出15000名警察从陆、海、空三方调集镇压现代重工的工人，现代其他企业工人纷纷以罢工支持战友，劳资冲突在当天下午演变为大规模街头冲突和巷战。持续十天的阶级战争中工人及其家属（甚至男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愤怒地齐上阵）表现出了彻底斗争决心和献身精神，直接参与了街头战斗。“她们阻止警察进入街道胡同追赶逃跑的工人，他们筹集资金将前来援助工人的学生藏在家里，他们收集空瓶子用于制造燃烧瓶”（P216）。现代重工的一位工会领袖更介绍说：“当时，我们的家属、居民都一齐参与静坐抗议。学生替我们筹了不少捐款，居民送给我们不少食物，而农民也送给我们不少米粮，因此，我们与当局及资方的斗争，能持续下去”[7]。但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到4月18日，这场韩国历史上最为壮阔的工人斗争以惨败告终：52名工会领袖被捕，59名工人被开除。而后不久，现代重工工人要求出席被捕领袖的法庭听证会和要求在上班时间举行工会会议，又遭资方拒绝。由此引发了1990年春的被广泛视为全体工人阶级反对国家和资本的“政治斗争”（P220）的现代重工工人罢工，这是现代集团发生的第三次工人斗争高潮。很快其他地方工人领袖组织了同情罢工。到5月4日，全韩146家企业大约12万名工人卷入总罢工，但同情罢工只延续了数天。罢工很快陷入颓势，5月10日终于以惨败而终。当初爬上离地面82米高的戈利亚牌（Goliat）起重机的最勇猛的几十名核心斗争工人终于放弃绝食、一个个地爬下起重机阶梯，“无法控制的眼泪从他们的眼中夺眶而出”（P220）。

    韩国工人令人痛苦的失败并非偶然。作为在韩国“扮演着工人运动的先锋角色”（现代集团工会领袖语）的现代集团工人，他们并没有一个以建立工人政权为核心的政纲，因而不能把全国的民主和革命力量有效地汇聚起来。单是提出工会层面上的一般改良要求是不能吸引全国不同阶层和不同斗争议题的进步力量的，尽管现代集团工人及其他韩国企业的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劳资斗争都得到了全国许多进步团体和周边群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相对于强大的全国资本家政权，韩国工人缺乏本阶级的以革命政纲武装起来的政治先锋队，因而无法把每一次工人斗争产生的政治影响和革命决心积蓄起来，最终使得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利用群龙无首的韩国工运局面将其各个击破。

    正是在韩国工运发展到高潮阶段暴露了其严重的政治弱势。囿于职业学者的局限性，具海根停留于对韩国工人的一味赞美（包括把失败说成胜利，这其实极不利于工人进一步前进），却忽视了韩国工运的真正薄弱之处，更不必谈分析原因了；而正是在这里，蕴涵着韩国工运的若干重大教训。我们不禁要问：截止1987年，有着近二十年卓绝斗争传统的韩国工运为何未能锻造出为自我阶级解放而奋斗的阶级先锋队？从一国工运史中总结教训，提炼经验，是为该国及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任务。本文下面将对此重点探讨。


三、阶级斗争与一般改良斗争的机械脱节
    ——韩国工运的最大教训与俄国革命工运的启示

    1988年4月韩国“民众党”成立。这个党的诞生被当时一些国际左派认为“显示了南朝鲜的政治舞台不再由资产阶级各派系霸占”[8]。但从其建党宣言来看，民众党充其量只是小资左倾政党；它并没彻底的反资本主义与工人民主纲领，只是代表了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的要求[9]。直到2000年1月，才出现了一个被公认为工人党的“韩国民主劳动党”。但该党力图通过资产阶级选举上台执政的政纲和对性质庞杂的各种社会势力的包容，足以说明它是一个左翼改良主义主导的资产阶级政治大杂烩[10]。

    如果我们再稍微看看韩国的主流资产政治史会感触更深。在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1997年自由派资本的政治代表金大中上台时，“南朝鲜群众曾经对他抱有巨大期望”；但正是这位金融危机时期上台的领导人大力推行极不利于劳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群众愤然反击。2002年，卢武铉原封不动地接管韩国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再度地，“被压迫人民对他报有非常高的期望”，于是在经历伊拉克战争的韩国沙文主义政策和新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群众再度失望了。[11]2007年12月，韩国另一位大资产阶级代表李明博上台，据主流媒体报道他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了压倒性的1149万票，不久前的主流民调更显示79%韩国国民对他抱有良好预期，这是否意味着相当部分劳动群众的又一次受骗或迷茫无望？[12]

    毫无疑问，韩国工运基层表现出的惊人战斗性相比整体较低的政治水平，显然是矛盾的。在1987年9月工人斗争和社会运动空前高涨之际，韩国学生领袖认为工运仍难以接受激进学生的政治斗争主张[13]。不单学生领袖这样看，处于当时斗争前沿的工人代表也认为“说到政治斗争，目前，我们还未有足够力量”[14]。

    不过，我们需要提醒读者们地这两点予以最大关注：工人表面上“较难接受政治斗争”不等于工人实际上没有参与政治斗争中并怀有政治愿望诉求；事实上韩国工会运动部分地被迫承担了政治斗争的功能。理论上，每一次自下而上的工人罢工都包含了革命的萌芽。因为每次罢工都意味着工人中止当前生产、违抗以往的“正常”秩序。因此自下而上的工人罢工很容易引起老板及其政府的恐惧、关注甚至压制——在专权的国家尤为如此。最有勇气的工人罢工——即使其动机只是经济的要求——都会对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实行的压制进行抵抗，除非这些工人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就是这种针对政权暴力的抵抗已包含了政治斗争的性质[15]。回顾韩国工运史不难发现，1970年代后期韩国工运已被拉进政治斗争，间接表明了韩国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斗争巨大潜力。

    1978年3月，韩国东一公司工人为保卫自己的工会，在一所教堂集会绝食。他们提出要求包括“保证工人三权！”（即工会结社权、集体合同谈判权、罢工权）和“停止压迫宗教！”——这些显然属于政治斗争范畴了（P108—P109）。1979年8月韩国Y.H.商事工人抗议更富于政治化，工人们为了反抗警察迫害工会，跑进了金泳三的新民主党总部大楼。此事件虽然暂时被朴正熙政权残暴地压下去了，但却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两个月后朴氏因上层内斗被暗杀（P111—P115）。——诚然，这些政治斗争虽然极有限地表达了工人的政治诉求，但实际的全部得利者却是有着欧美资本背景的基督教会和自由派资本的政党，而不是缺乏本阶级政治代表的韩国工人。所以可看到，1978年东一公司工人斗争只是争得了教会和政府间达成的空头承诺，教会却从中为国际资产阶级捞得了进一步干预韩国有产坛的政治资本。1979年Y.H.商事工人遭到惨败，资产阶级的新民党和政客金泳三却在暂时失败的同时从工人斗争及后续风波社会影响中获取累积了政治声望，为这个资产阶级小党日后政坛平步青云做了准备。但韩国及国际的工人先锋分子恰恰应该从这些重大教训中认识到韩国工人需要自己的政治先锋队，摆脱被资产阶级政治愚弄、摆布、踩着头顶当苦力当炮灰的政治处境，同时要奋力为开辟通向本阶级自我解放的政治道路而斗争。

    上述观察蕴涵着一系列深刻启示：阶级斗争（即革命的政治斗争）和一般改良斗争不是截然分开的两部分或两个独立发展阶段[16]；阶级斗争的巨大潜力其实就孕育在工人的日常的一般改良斗争中；觉悟无产者必需结合着一般改良斗争（包括争取自主工会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斗争汇聚起来，形成阶级斗争的核心政治旗帜和动力；即使这个政治核心暂时很微小，但只要它把握了哪怕少数工人且存在于一般改良斗争的行动中（比如说几千万工人的地区里只有一个暂时仅几十名革命工人构成的共产主义斗争团体），就可能在工人阶级斗争中扮演“一两拨千斤”的政治杠杆支点角色，甚至对整个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有着十分重大的战斗意义。

    如前所述，在八十年代韩国，学运稳定地从事政治斗争，工运则稳定地从事一般改良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分裂局面其实就间接说明了韩国工运的深刻弊病。韩国工运的最大教训就包含于这个简单事实。就这一点，拿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的韩国工运与十九世纪后期至1917年的俄国工运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思考的是，同样受“两阶段革命论”的不利影响[17]，同样深受资本和专权国家双重压迫，同样富于惊人的牺牲精神和“知青到民间去”的勇气，同样（从发端算起）有着近四十年斗争史，为什么俄国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劳动民主政权而韩国工人至今仍在苦苦挣扎呢？而且俄国工运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建立起本阶级政权并给被剥削劳动群众带来巨大福利的工人运动，它的“秘密”是什么呢？拿俄韩两国工运来说，问题就在于俄国工人一开始就把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与产业核心的工人群体紧密结合起来，并始终坚持捍卫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政治独立性和相应的组织独立性，而韩国工人却只是坚持一般改良斗争，机械地把政治的阶级斗争视为身外之物或将来“废除一切限制我们活动的法律”之后才可拥有的权利[18]。担心政府镇压不能成为工人不参与政治斗争的理由。工人之所以拒绝政治斗争仅仅是因为他们尚未意识到革命的政治斗争恰恰是因为生存斗争的进一步需要，或许是阶级斗争发展的水平，或许是文化水平和权利意识的暂时缺乏，使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可是一旦在群众斗争激化时，一般改良斗争的组织框架（例如工会或其他类似组织）就会严重束缚工人阶级放开手脚进行全面斗争。韩国工运最显著的例子是现代集团工会运动在1988年2月组建了“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P214），这个包括权容睦和其他强硬工人领袖的组织实际上成了现代集团各企业工会的作战指挥部，承担着类似工人先锋党的职能（P219）。可是，这个可怜的“工人先锋党”！——它既没有阶级旗帜、路线、政纲和政治战略，又把自身局限于现代集团一般改良斗争的狭小空间里，只是现代集团工会的附属领导机构。现代集团的战斗工人们一方面以消极地以“我们没有搞政治，只是正当地争取切身经济利益而已，我们也追求社会和谐”这样的话来抵挡政府的政治指责[19]，另一方面却悲愤无奈地坦陈：“我们工人之间不禁要问，为何资方要用恐怖手段对待我们？谁是幕后指使人？当局为何置诸不理？等等问题却使我们认为政权保护着资本家，利用政治权力来打击我们，镇压我们。”[20]事实很明显：资产阶级用巨大的国家暴力和政治威压来对付现代集团的工人，而工人却缺乏明确的本阶级政治武装——尽管罢工者拥有汽油弹、迫击炮、各种土制武器以及重型车辆——但严重的政治弱势无可回避。结果就是全韩资产阶级依靠它们的国家政权，把技术上全副武装但却连本阶级政治组织都没有的韩国工人大军摧毁打散。

    100年前，德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在观察俄国1905年革命时就敏锐指出：“工人阶级并不是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一种经济的和一种政治的，而是只有一种阶级斗争，既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剥削，同时又是为了彻底铲除剥削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21]。正是以列宁派为首的俄国革命工运把这一原则落实在了处于社会经济枢纽的产业工人群体中，锻造出富于战斗精神的阶级先锋队。当1890年代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俄国的大城市工厂群里建立地下工人小组时，广泛的经济斗争和主要由民意党人推动的政治斗争就已同时存在。列宁等人在深入工厂组织工人研读马克思《资本论》正是为了同时更好地进行一般改良斗争，并把与资产阶级不调和斗争的阶级政治教育贯彻到日常活动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急躁地建党或发展与第二国际党的组织联系，也不是在工人阶级之外“干政治”，而是扎扎实实地首先在大城市产业工人中建立秘密小组（有不少是在严肃理论斗争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了民意党人的工厂组织），继而在1895——1896年组成以革命政治斗争为宗旨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独立的政治斗争与一般改良斗争融合起来（正是这个并不大的但在主要产业中心拥有一小批骨干工人的政治组织的主导力量，使不久后发生的工潮成为工人阶级迫使沙俄政府改良劳动立法的实际力量）[22]。概括而言，列宁派工运的特点是：先进工人或已无产阶级化的革命者既与其他普通工人一道从事基础工作，又承担阶级斗争政委的职责，维护着理论、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这样的人构成了阶级先锋队的中坚力量；在任何一个具体斗争环节都注意揭露资方和国家某一政策步骤最终都利于资产阶级的实质，指出与敌对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启发引导工人从当前焦点考虑到根本出路，即只有建立了领导全体被压迫劳动群众的工人政权才能实现工人解放。

    当然，应承认1917年之前的列宁派并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权已经不可能实行传统所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的革命）。但正是坚定不移的独立阶级路线使得列宁派工人在阶级斗争高潮时意识到肩负领导无产阶级建立本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也正是1917年工人革命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只有建立工人政权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改良。而在1980年代后期推行了所谓民主化以后至今的韩国，劳工阶级却以自身的痛苦经历第N次证明，没有自己的政权，要在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政权的眼皮底下实现最起码的改良（反帝、资产阶级民主）也不过是做白日梦。

    1987年12月，韩国举行16年来第一次全民投票直选总统。在这次直选总统之前，韩国主流左翼（当然，主要是学生活动分子们）提出了“批判性地支持两金”（金大中和金泳三）的竞选策略。对此策略，左翼学生们解释道：“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争取的是‘人民民主’。我们绝对不信任反对党，我们只是利用他们。目前军事独裁的镇压力量非常大。对我们的运动是不利的。我们支持反对党，只是策略考虑。反对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有可能反人民的”[23]。共产主义者认为，当时韩国主流左翼这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批判性地支持”实际上是先锋分子对工农大众的蒙骗和麻痹，只是力图使他们离开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组织，使他们“曲折地依附于资产阶级”。正是可耻的韩国主流左翼故伎重演，诱使韩国工农群众在后来1993年（“批判地”支持金泳三上台）、1997年（“批判地”支持金大中上台）、2002年（“批判地”支持卢武铉上台）一再“策略性地”、“批判地”支持资产阶级上台，使韩国劳工奋斗者一再背离自己的工人阶级政治路线，为资产阶级政治的稳固统治奴役作出阶级牺牲，使韩国劳工解放事业陷入了原地打转的奇怪僵局。这再一次极其惨痛地证明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首先在政治上就要坚决捍卫和发展本阶级的独立性。然而，韩国主流左翼为什么会一再放弃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呢？除了工人阶级斗争离开了政治斗争、工人阶级被异己阶层（例如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们）“代表”这个很重要的物质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于理论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