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44期，1997年6月
雖然經過了八九民運的洗禮，不少經歷過文革的知識份子，到現在還是對群眾運動敬而遠之，尤其是對工人運動。所以，到今天還有不少所謂海外民運人仕，寧願把民主希望寄托在中共開明派身上，也不願意寄托在工人群眾身上。這同五四時代起直至六十年代初這段長時期是剛好相反的。那個時候凡是熱烈傾向民主的，大多都願意親近勞工，甚至主張「勞動神聖」。促成這個突變的，就是文革。
群眾運動還是運動群眾
文革是中國當代歷史中最龐大的群眾運動，同時也是令人失望最深的群眾運動。不論是紅衛兵運動還是工人造反派，結果都不僅沒有為中國帶來絲毫的民主進步，反而是一場對人民，對知識份子，甚至對官僚來說，都是劫數。文革中的一切醜惡現象，都很自然地同群眾運動連繫起來。林彪說過，革命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不少人現在就得出相反結論：革命群眾運動是天然不合理的。我們這篇文章是就上述課題評述兩本書。一本是李遜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一本是華爾德（Andrew Walder）的《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李遜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一書引人注意的是，它可能是第一部專門研究文革中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的歷史的書。這本書研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興衰，材料算是很豐富的。可是，作者的整個思想明顯太受官方意識形態的支配，所以史料雖多，對文革以致對工人造反派的分析卻很淺薄。首先，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運動？其次，這次群眾運動同過去十七年的群眾運動以及中外一般群眾運動有甚麼分別？對於這些問題，這本書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我們先談談第二個問題。
作者說：「一九四九年以後歷次運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下，自上而下，層層發動，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群眾運動的主體是黨組織。而文化大革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則是拋開了共產黨各級組織，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群眾自發地組織起來，自下而上地衝擊原有的領導體制。群眾運動的主體是自發性的群眾組織。」（頁4）
文革的群眾運動當然同之前十七年的群眾運動多少有上述的分別，可是，簡單把文革形容為「自發性」的群眾運動則並不妥當，而且也同「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這個講法也有矛盾。如果由這位「偉大領袖」發出號召而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也可以叫作自發的群眾運動，那我們就無法區別1919年的五四運動、1989年的八九民運同文革的分別了。其實，文革之所以史無前例，不僅在於規模之大，而且在於兩點：從萌芽到發展為全國性運動時間異常短促，而且從一開始就以奪權為中心要求。
古今中外多少具有革命性的群眾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最初要求往往都不是奪取權力那麼高，而是局部性的要求，尤其是經濟要求。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裡，工人群眾的最初要求不過是和平、土地和麵包。一九八九年民運，他們的最初要求也只是局部性政治自由。就算後來提出「打倒李鵬」的口號，也遠不是達到奪權的層次。其實，革命群眾行動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出現。絕大部份爭取局部要求的群眾運動都不會發展為革命。從一開始便要奪取政權的群眾運動更加少見。不僅一般的生產的階級（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是這樣，就算是流氓無產階級在一般情況下也不會想到革命奪權。革命之所以發生，恰恰不是因為一般勞動人民本來很容易反叛，相反，而是由於深刻的墮性——即使社會危機已經非常嚴重了，他們仍然力求像過去那樣過著受剝削但是是安穩的生活。只是等到危機爆發出來了，統治階級不能再按過去方式統治了，而勞動人民想按過去的方式生活也絕不可能了，只有那時，即只有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思考，以及憤激的積累，只有同過去墮性決裂，才會發展出革命運動，才會有膽量有決心打倒當權者。每一次革命都不是偶然事件，但每一次革命都是群眾經過長期而痛苦的切身經驗與反思才會發生的特殊事件。中國人有句老話，官逼民反。不是統治者腐爛專制到極點，群眾都不容易造反，八九民運也多少是這樣。相比之下，文革的「造反」、「革命奪權」發生得太輕易了。紅衛兵運動也好，上海工總司也好，從一開始便要「炮轟」黨委市委之類，而且不久就用武力實踐奪權。但那個時候有特別嚴厲的「官逼」嗎？沒有。所以，這真是「史無前例」的。
革命的真真假假
之所以會「史無前例」，當然是同毛澤東號召有關。關於毛澤東的號召力有多大，我們不用在此饒舌吧。而且，現在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並不是光在口頭上號召，而是在實際上運籌帷幄，直接指派人員（江青、張春橋等）去發動的。自然不是每一步都經過陰謀，但是群眾中的任何自發行動，都立即得到毛澤東或他直接指揮的文革小組的回應，在初期尤其是鼓勵以及直接參與的回應。李遜這部書在談到上海工總司的崛起時也用很多材料證明這點。所以，雖然不能說毛澤東直接組織群眾，可是，簡單說紅衛兵與工人造反派是「自發」，也是不恰當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這個官方說法倒正確得多。文革從頭起就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去打倒劉鄧派的陰謀。正因為這樣，所以，反乎一般群眾運動（這裡指的是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例如五四運動，而不是1949年之後由中共包辦的歷次「運動」）的經驗，紅衛兵與造反派工人一開始就不是提出任何切身的社會經濟要求，也不是任何政治自由的要求，而是從頭起就要打倒本單位或本地區的黨委。之所以要打倒他們，並不是他們怎樣剝削人民，而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之造反，並不是造最高統治者毛澤東的反，而是造那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黨委的反。凡是讀到文革的材料時，你都會有一種感覺：不知道這派與那派之間為什麼而鬥。正反雙方都高舉毛澤東思想，都指責對方反對毛主席。文革時代所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但從頭起那個「一切」是不包括毛澤東的。古往今來實在看不出有像這樣古怪的革命的。革命，按其本意，首先意味人民用武力趕跑最高統治者。可是，文革中盡管革命口號最響亮，可是整個發動的目標不是打倒最高統治者，而是為最高統治者打倒不那麼聽他話的高級官僚。如果這也可以叫作革命，那我們實在無法分辨辛亥革命，法國革命同文革的分別。
文革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常意義的群眾運動。那是一次假革命，真反動，即只是毛澤東利用革命口號和天真的群眾來達到個人保住權力的目的。文革中的紅衛兵及工人造反派，比較像希特勒的衝鋒隊（實即打手隊），而絲毫不像革命群眾。作者對這樣一個重要而又不算很複雜的問題始終弄不清楚。這個缺陷多少使他這部書材料雖多，卻讀之無味，因為繁雜的材料並沒有統攝在一個正確而鮮明的理論框架中。作者有時連起碼的自圓其說也做不到。他強調，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人）的政治文化素質代表了工人造反派——而工人造反派又代表了上海工人的政治文化結構（即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這些工人造反派根本無法作為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產生這樣的政治代表。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現實。」（頁69）如果當時整個上海就只有工總司，這樣說或許還不致於太離譜。可是，事實上，李遜在這部書就花了許多篇介紹與造反派對立的「保守派」赤衛隊。據他說，這個反對造反派，主張擁護當時的上海市委的工人隊伍多達八十萬人，比王洪文的造反派要大許多。只是後來因為毛澤東支持工總司，所以最後被打垮。垮雖然垮，可是，曾經存在這樣一個派本身，就大有文章。至少，李遜下筆的時候就應該想想：究竟哪一派才可代表上海工人階級呢？是工總司還是赤衛隊呢？還是別的什麼人呢？可是，作者竟然壓根兒沒有這樣想過，一口咬定那個他認為有很多流氓、官迷、文盲半文盲的工總司領導層才能代表上海工人階級！這說明了他對工人階級的偏見是多麼深。
這種偏見可以在他有關經濟主義的描述那裡得到佐證。
所謂「經濟主義」
一九六六年六月王洪文首先在上海國棉十七廠「造反」，從此掀起了上海工人兩派的鬥爭。沉寂了多年的上海工人階級日益抬頭，開始提出切身的經濟要求。尤其是處於最低層的臨時工、合同工以及那些早年因種種原因被迫遷離上海到邊疆或農村落戶的人。他們紛紛成立組織，要求改善生活待遇：
「住房困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住房；
「革命單身職工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職工家屬調回上海；
「常住臨時戶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戶口問題；
「回鄉職工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返回上海重新進廠工作；」（頁281至282）
同時，各廠工人也紛紛要求增加工資或補發各種各樣津貼，而且往往成功。這陣風潮之大引起了毛澤東及文革小組的警惕，立即出面制止，而且把工人的這些要求打為「經濟主義」妖風。
其實，工人的這些要求都是最正當不過的。要知道，從1956年到1967年，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僅沒有上升，而且還下降了。毛澤東的經濟冒險主義當然要負最大責任。其次，任何稍有人權意識的人，都不會接受中共那種等同階級隔離制度的戶口制。所以，毛澤東對「經濟主義」的鎮壓根本沒有道理。對工人的要求扣上「經濟主義」，也只是毛澤東那種濫用名詞的作風而已。毛澤東對工人的正當經濟要求的壓制，恰恰說明，所謂工人造反派，只是毛澤東進行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一旦這個工具顯露出有勃於毛的用心的些微趨勢，毛就會不惜一切去鎮壓住它。這清楚暴露出，被稱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那場鬧劇，不僅不是革命，也無關文化建設，更不具有無產階級性。工人一旦企圖把無產階級的正當要求注入文革，就立即被封殺了。整個片語中的三個詞彙都用錯。但李遜不僅對於官方立場毫無批評，而且，盲目襲用官方套語和邏輯。既然沒有起碼的獨立思考能力，就不難想象，這部對文革反思的書，結果會有什麼價值了。
工人為什麼參加文革
王洪文的工總司最初只是少數派。王洪文一貼出反對國棉十七廠的黨委的大字報的時候，黨委立即把王洪文的大字報打為「大毒草」，直指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兩派的鬥爭很快就超越一廠範圍，進而把整個上海工人都捲入其中。最初保衛當權派的「赤衛隊」佔壓倒多數，後來，當人們逐漸知道工總司的後台是張春橋、是文革小組，最後是毛澤東的時候，多少數開始逆轉了。工總司逐漸成為多數。
對於為什麼中學生和大學生那麼狂熱地參加文革，人們不難找到解釋：學生本來就是很容易有不設實際的理想，再加上中共那種個人崇拜的教育，使青年一代把「毛澤東思想」當成自己生存的唯一意義。但是，對於為什麼工人那麼大規模參加運動（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上述解釋就不夠恰當了。素來都重視實際利益的工人為什麼也變成那麼狂熱呢？李遜有一段話解釋為什麼初期那麼多工人起來保衛黨委。其實，這段話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一般而言，那麼多工人都參加運動：「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運動幾乎沒有停息過，這一場接一場運動的巨大陰影還未從稍有年紀的人們頭腦裡抹去。從號召提意見開始，到提意見者被整肅結束，人們一旦掉進階級鬥爭的恢恢天綱之中，便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批判造反派來表現自己立場的堅定。在最初圍攻造反派的大字報中，有許多人出於義憤，也有許多人出於表態，出於對自己的保護。他們從十七年的政治經驗中得出結論，對任何一場政治運動，正確與錯誤的評判標準永遠掌握在黨的領導幹部手中，個人的感覺和判斷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只需跟著各級黨的領導幹部的意旨行動，這是最簡便最安全的政治選擇，即使以後出了錯誤，也無需由他們個人承擔責任。而黨的領導幹部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反擊不力」而被劃為右傾者不在少數，他們也失去了政治自信心，凡事寧可「左」三分。」（頁144）
在那個一切上綱上線，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指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歲月，跟隨風頭成為唯一的生存之道。從文革中「跟緊」一詞風行一時就可以看到。
李遜毫無批評地使用中共的術語，什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之類。其實，李遜上述的那一番話就足以說明，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即是專無產階級的政。工人階級不要說民主權利，便連最起碼的人身自由也沒有，甚至是動輒得咎。
華爾德一書的價值，在於通過大量訪問讓我們知道中國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
讀完這部書，你就會更明白李遜上述那番話的正確性和李遜有關文革的理論總結的錯誤所在。
毛時代的企業管理
作者之所以用「新傳統主義」來形容中國企業中的生產關係，是因為中國企業的管理方式同傳統——實即封建傳統——很相似。「『傳統』這一概念總是與依附、順從、任人唯親等等現象相關聯，而同『現代』這一概念相聯繫的是獨立、契約、平等一類的觀念。」（頁11）中國的企業恰恰充滿人身依附的關係：
「他們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依附於企業，在政治上依附於工廠的黨政領導，在個人關係上依附於車間的直接領導。（頁12-13）」
在毛時代的中國，國營企業對工人來說不僅是工作與收入的來源，而且是醫療、住房、退休金、貸款、經濟補助、托兒所、食堂甚至子女教育的來源。一般來說，工人生活費用中有三分一來自企業的各種各樣的消費品分配及補貼。又由於工人沒有選擇職業、工作單位甚至崗位的自由，所以工人對企業的依附就十足具有工奴特性。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單位，他就變得什麼都不是。所以華爾德說工人「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依附於企業」。
但一個企業很大，往往有好多個車間（從前港台等地稱為工場，即英文workshop）。而工人最直接是受車間主任的統治。
「在共產黨社會的工廠裡，每天都有大批涉及分配、申請、批准的工作。……車間領導在廠領導之前預先審查工人的住房申請和消費品的分配。他們根據國家的勞工保護條例審批各種福利申請，包括休假、年度探親假、事假、療養、特批醫藥、福利貸款，等等。車間領導還負責給工人作個人評語，向工廠黨領導和保衛部門提供信息，批准給工人開旅行證明，對違犯工廠規章制度的行為施以罰款或進行其他方式的懲罰。」（頁23-24）
車間同樣是一個金字塔式結構，包括了車間主任、工段長與班組長三個層次。從申請探親、家屬分配工作、申請額外票券、申請住房一直到結婚、離婚，通通都要一級級的申請。
無處不在的思想警察
毛時代的企業管理在許多方面都要比蘇聯荒誕專制得多。所謂思想改造、政治思想學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都是蘇聯老大哥所沒有或者很少的。毛澤東專制體制登鋒造極之處，就是它不僅要操縱人們的行為，而且要操縱人們的思想。毛澤東成為了最大的思想警察。中共對「思想」的執迷簡直無人可比了。有個工人說：
「如果那個工人表現不好，他們就會開展教育工作。這是黨組織的任務。在他們看來，如果你思想好的話，表現就會好。如果你表現不好，那麼你就一定有甚麼思想問題。這樣他們就會找這人談話：有甚麼問題嗎？家裡頭有甚麼事？還是經濟上有困難？下一步就是在班組內對這人展開批評。有各種各樣的組織會過來施加壓力：工會、共青團、黨員、等等。第三步就是扣獎金。」（頁117）
「如果某個工人偷了公家材料去給自己打家具或利用上班時間修自行車時給領導抓住了，他就會被當作壞典型在大會上受到幹部的批評。在他們自己政治學習班組裡，工人們會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你有沒有也偷東西？」對此人們會說些類似這樣的話：「雖然我沒有偷東西，但是我帶孩子到廠裡洗澡了。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因為孩子無權享受國家福利。」我也會說：「我對不起黨，因為在工作中我念英文了。雖然我沒偷東西，我的思想還是很落後。」另一個人會說：「我覺得自己不好，因為昨天我提早半小時離開車間了，」或是「雖然我沒有偷盜國家的財產，我昨天到醫務室去假裝腿痛，不過是為了拿點酒精。」……有時我們學習先進模範典型，例如王鐵人（東北一位工人），「啊，拿自己跟王鐵人相比，我就覺得自己有錯，不好。」（頁119）
工人得到獎勵還是懲罰，一方面是看工作技能，但更重要的是看「表現」，而所謂表現，其實就是對「領導」的馴服程度。有人索性把「表現」理解為「領導對你印象的好壞」。在這個情況下，人們被迫要講假話，不講也不行：
「在一九六三年，……給了某些積極分子和技術骨幹以提級和升工資的機會。……主要的標準，特別是在當事人是黨員的情況下，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還有看你是否反對大躍進路線和三面紅旗，是否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批作右傾分子，……這都是重要的條件。如果你在上述無論哪個方面有問題，就根本不可能提工資。你得說六一和六二年絕對有足夠的食品，不得提出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在一九六三年，這些都包括在決定你的政治思想是否好的因素之中。」（頁153-154）
「你不能反對領導的建議，否則就會受批評。但是即使不同意他們的建議你也不能一言不發。如果你不發言的話，組長會點你的名字，對你提出批評」。（頁162）
「文革前，工人可以就他們生活上的問題，例如住房、食品、工資等等，向車間工會代表提出意見。也可以趁黨支部書記每星期到工人中去兩次和大家談生活問題時提出。不過後來就沒有工會了，黨支書也出了政治問題。工人生活上有困難沒有地方可以提。要提就說是反映了你的資產階級思想。」（頁227）
至於告密系統，不僅有專職的保衛科，而且還有業餘的「治安組長」，專門打小報告。幾年前說過什麼怨言，都可以紀錄在案作為日後被整的根據。
工人在一般情況下很難作集體反抗，於是，拿那些「靠攏黨」的積極分子來揶揄、嘲笑就成了工人發洩情緒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徑。有個工人這樣描述工人對積極分子態度：
「他們將你看作是黨組織的奴才走狗，讓你感到很孤獨。有時積極分子在壓力下難過得直哭。工人們對他們處處為難，會對他們說：「馬屁精！幹嗎不讓你老婆和支書睡覺？！」等等。有一次我碰到這種情況，那挨罵的人哭了。」（頁190）
罪責人人有份？
我們長篇累牘地引述這些訪問，是為了說明理應人人都懂的東西：被宣佈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實際上只是工奴，甚至連工奴也不如，因為從沒聽過從前的農奴要經常交代思想。不少工人之狂熱地參加文革（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毛澤東的官僚專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賴以自保而已。
可是，我們那位企圖深刻反思文革的工人造反運動的李遜，又怎樣尋找文革罪責之所在呢？他說：
「如果說，歷次政治運動使中國人不得不一次次放棄自我，那麼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則是對自我的完全否定。整個民族自覺自願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歷史甚至無法對大多數人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因為失去了「自我」的行動主體，已經不具備承擔道德責任或歷史責任的資格。
無數個零的總和，還是零。」（頁213）
為他作序的龍應台立刻把握住這句話的精髓，加以發揮：
「一個民族墮落到只是『無數個零的總合』，那才是靈魂的自我消除。……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絕對不只是上與下的關係——在上當權者迫害在下的善良百姓和老實的知識份子。不，善良百姓往往被此迫害更烈」。
這種論調同八十年代所謂「文化熱」的時候同出一轍，即以為中共所造成的一切災難，不是人性作祟，就是中國文化作祟，結論是，罪責人人有份。文革更好像證明了「罪責人人有份」論，因為許多普通學生與工人及知識份子都幹過許多過火的、暴力的行為。可是，問題恰恰不能只看文革，還要看造成文革的那個體制。恰恰是那種全能主義的黨專政及個人獨裁制度，才造成史無前例的文革。但是，是誰創造了這種制度？是中共。人民對於這種制度既沒有明確同意過，也不是沒有過批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嗚放運動時期。就算在日常生活裡，種種隱蔽的批評也大量存在。可是，統統都被中共壓了。所以，說什麼「整個民族自覺自願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簡直是胡說八道。出自一個經歷過文革的學者口中，就更加糊塗。在反右之後，人民的所有批評都壓碎了，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更厲害了，可是，一方面，所有後來在文革中被毛打倒的「老幹部」，除了彭德懷之外，差不多沒有一個公開出來阻止過毛澤東的胡作非為，盡管他們權力在握。他們個個都是軟骨頭。把他們之懦弱看成是什麼人性使然或中國文化使然是絕無根據的。因為另一方面，文革之中和之後都有普通青年、普通黨員起來公開反對四人幫以致毛澤東本人。無權無勢的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為什麼那些「久經考驗」的老革命家們通通做不到，甚至做相反的東西？把他們的罪責同百姓的「罪責」等量齊觀，豈非荒謬？
事實上，李遜那部書的一些材料也反映了工人階級樸素的一面：
一九六八年夏天，當全國武鬥最為嚴重的時候，毛澤東派遣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了大學及所有機關、事業單位，宣佈「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制止武鬥，並且負起「領導」職責。自然有一些工宣隊頭目趁機弄權，但是，李遜告訴我們：由於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不少「樸實的有自知之明的工人，他們寧願做些與工宣隊身份不相符合的瑣碎雜務，也不願意遊手好閒，成為進駐單位多餘的人。他們通過辛勤勞動來改善自己的尷尬處境。」
「在大多數單位，工宣隊員無法進入業務領域，只能做總務，後勤和管理人員的工作，他們整天忙於聯繫參觀，採辦器材，維修房屋，甚至打掃衛生這樣的瑣事。如上海音樂學院一些工宣隊員做打字油印和收發文件工作。」（頁429-430）
如果要為這些不曾受權力腐化的工人打分，無論如何也不能評為「零」的。分數再低，也一定是一個正數；反之，中共那些高級官員，分數再「高」，也一定只是負數，而不會是零。但重要的還不是工人責任，而是制度，以及維護這種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倒想知道，李遜要給一黨專政及中共本身打什麼分？
199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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